王彬彬：翻译是一种相遇——从一次难忘的翻译体验说起

南京大学西语系的许钧兄，是卓有成就的法国文学翻译家，同时又致力于翻译理论的研究。平时相遇，他总会与我谈谈翻译问题。而我也每每放言高论，无所顾忌。不想前不久，许钧兄来电话，说是受出版社之约，找一些人各写一篇谈翻译的文章，然后集成一本书，而他竟命我也写一篇，并说就是要找几个翻译界外的人来谈谈翻译。那意思像是在说，如果清一色地是翻译行家在谈翻译，会显得单调，有几个门外汉的声音，也是一种点缀。为成人之美，于是，我便硬着头皮，应承下来。

我想从自己一次难忘的翻译体验说起。那是大学毕业几年后的事。那时，我还未跳槽到中国文学这边来，因此也还对外文保持着一种专业性的兴趣。我学的是日文，便想从图书馆借阅些日本近现代作家的文集。一天，记得是从岛崎藤村的文集里，读到一篇题为《踏草》的散文。作者说，因为常年生活在都市里，脚下踏的，总是水泥路、木板地，脚板不再与泥土和草地接触，便总感到一种缺失，有一种类似于干渴的感觉。都市里虽然也有草坪，但那是仅供观赏的，有栅栏围着，只能用眼光去抚摸，而不可用双脚去亲吻。为了满足与泥土草地亲近的渴求，他便常在夜深人静时，脱掉鞋袜，偷越栅栏，光着脚在草坪里尽情地走上一通……这篇不长的散文，令当时的我赏叹不已。我从未想过要闯入日本文学翻译界。但读这篇《踏草》，我却有一种强烈的“翻译冲动”，想让更多的人来分享我心中的感受，这正如在山野间发现一处奇异的景观，便禁不住要登高呼叫，把认识不认识的人都招来欣赏一样。细读几遍后，我便开始译，译得很顺利，在译的过程中也感到一种快慰，看着那一句句日文在自己笔下变成一句句汉语，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甜蜜。我那时，对文化界的情形很陌生，也不知这样的译文适合于哪里发表，译完后，便在我知道的刊物中随便选了一家，寄了过去。自然，是泥牛入海。而我其实也并未指望它能发表。译完了，寄出了，便如了却一桩心事一样，此后便不去想它。

回想起来，我当时并非是为发表而翻译的。即使明知不能发表，我也会在那种强烈的“翻译冲动”的驱使下，拿起笔来。在这种情形下，翻译是一种内在需要。在山野间发现一处奇观，哪怕明知在自己声音所及的范围内不会有人听见，人也会禁不住大声呼唤。这种呼唤如弦上之箭，是不得不发的。而翻译也一样。读到一本深深打动了自己的外文书，读到一篇令自己眼睛闪亮、热血沸腾的外文文章，人会有一种把它翻译成母语的渴望。我觉得，不妨这样说：一本十分喜爱的外文书，一篇再三诵读的外文文章，将其译成母语的过程，一定意义上也就是一种与母亲、与祖国交谈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便能成为一种目的。

人可以用母语写作，也可以用外语写作。但用母语还是用外语，对于写作者来说，意义并不一样，写作者的心态也会有差异。同样，人可以把一种外语译成母语，也可以把一种外语译成另一种外语。但是译成母语还是译成另一种外语，对于翻译者束说，意义也不会相同。在把一种外文译成母语的过程中，人有一种归来感，一种回家感，翻译的过程，也就是从异乡一步步走向故里的过程。而将一种外文译成另一种外文，人则仍然是在漂泊着，是从一处驿站到另一处驿站，从一个异乡到另一个异乡。

而所谓“翻译冲动”，我想，通常只是在面对母语时才会产生，这种心理本身便耐人寻味。我以为，翻译理论是无法绕过面对母语时的这种“翻译冲动”的。

“翻译冲动”是我在这里姑且使用的一种说法，我不知道翻译理论的研究者们是否已使用过类似的概念。在创作研究中，人们时常会提到作家的“创作冲动”。作家受到感动，受到启迪时，或者，在对某个问题进行思考的过程中进入一种语境时，会产生一种“创作冲动”，想用一首诗、一篇散文、一部小说，把心中的情思艺术地传达出来。这种“创作冲动”，对于一部作品的成败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只有在“创作冲动”驱使下的创作，才能是满怀热情的，才能使创作过程本身成为一种高度的享受，从而也就使这种过程本身成为目的。强烈的“创作冲动”，使得创作本身成为一种内在的需要。不把在心中奔突的情思倾泻出来，便寝食难安。在强烈的“创作冲动”驱使下的创作，是完全非功利的。在完全没有创作的冲动的情形下，作家也可能为某种功利的目的而强行创作，但这种创作，只能说是一种纯技术性的操作，在这种情形下完成的作品，即便在技巧方面很精致，也会有明显的匠气。

翻译也一样。翻译，尤其是文学作品的翻译，只有在一种“翻译冲动”的驱使下，才能译得有情趣、有韵味，才能把原作的精神最大限度地传达出来。只有在一种“翻译冲动”的驱使下，才能使译作带有译者的体温，而一部感觉不到译者体温的译作，肯定不能说是成功的。“翻译冲动”与“创作冲动”，作为心理活动，本质上是相通的。而在这种意义上，创作与翻译也就具有了同一性。

一个创作者的创作冲动不可能随随便便就能被激发。他有他特有的审美兴奋点，只有当这种审美兴奋点被触动时，才可能产生一种创作的冲动。同样，一个翻译者，也不会面对任何一部外文作品，都产生翻译的冲动。一个什么作品都能译的译者，是可能的，但同时也是可疑的。同是面对法国文学，有人特别适合于译巴尔扎克，有人则特别善于译司汤达，有人则或许对普鲁斯特情有独钟，因而也译得特别得心应手。正像在创作上能写好农民的人未必能写好工人一样，在翻译上，能够译好巴尔扎克的人，则未必能够译好普鲁斯特。所以，翻译成功的前提，是找到与自己精神气质最相契合的对象，是与能够激发自己“翻译冲动”的作品相遇。

我想再次提到自己的那次翻译体验。那时的我之所以被那篇题为《踏草》的散文深深打动，无非是因为它触动了我心中潜藏着的类似的情愫。上大学以前，我生活于乡村，与自然亲密无间。每年一入夏，则开始打赤脚，整日光着一双脚，泥里水里、草上地上地走着。来到城市后，这种生活自然也就结束了。常年穿着鞋袜，脚下踏着的也总是硬梆梆、冷冰冰的水泥柏油，没有弹性，没有温度。而那篇《踏草》，则一下子引发了我对乡村生活的怀念。我全身心地被触动了，不但心中满怀对泥土、草地、野花、小虫的思恋，连双脚的脚板，也仿佛在发痒，渴望着挣脱鞋袜的束缚，去与泥土和草地紧贴在一起。文章中写到在深夜里偷越过栅栏，光着脚在草坪上行走，也令我感到十分可信，十分亲切，我觉得自己也完全可能有同样的举动……总之，我觉得这篇文章简直就是在为我而写，简直表达的就是我心中的感受。于是，渴望将其译成母语，其实也就是渴望通过翻译，把自己心中的情思来一次宣泄，渴望用母语的方式，把自己的感受做一次表达。在翻译的时候，我确实感到，一字一句，都是在说自己，几乎忘了这是在把别人，把一个异国人的文字译成汉语。《踏草》这篇文章，唤醒了我心中的情思，而我心中被唤醒的情思渴望被表达，于是，翻译，便成了此情此境中自我表达的一种方式。因此，翻译的过程，也就成了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心中块垒的过程。在这种时候，翻译，在心理的意义上与创作是一回事。我想，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翻译是一种创造。

同创作一样，翻译也需要热情，需要激情。把翻译看作是一种纯技术性的语言转换，是绝对错误的。翻译者必须自身被原作所打动，必须对原作怀有浓烈的兴趣。要想译文文情并茂，译者心中必须有文有情。同时，一个把外文译成母语的人，还必须对母语有深挚的爱。通常认为，精通外文，是成为一个翻译家的首要条件。而我以为，热爱母语，才是成为一个翻译家的第一因素。一个对母语缺乏感受的人，一个对母语的美没有细致的体味的人，是不配去弄翻译的。

人们也知道，一个创作者并非每时每刻都能坐在桌前，写出好作品的。终身都能保持旺盛的创作热情的作家，并不常见，而通常则是在生命的某一个时期创作热情很高，才华也能充分发挥，而此后，创作热情便衰退，才华也跟着失去。同样，一个翻译者，也并非永远都能保持必要的翻译热情和翻译才华的。钱钟书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指出林纾近30年的翻译生涯，可以《离恨天》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林译文笔都很活泼生动，后期则“色彩枯暗，劲头松懈，读来使人厌倦”。这并非因为后期林译中没有出色的原作，塞万提斯的《魔侠传》和孟德斯鸠的《鱼雁抉微》就译于后期。但出色的原作，仍被林纾译得“死气沉沉，支离纠绕”，读之令人昏昏欲睡。林纾前后期译笔不同的原因，就在于翻译热情的有无：“前期的翻译使我们想像出一个精神饱满而又集中的林纾兴高采烈，随时随地准备表演一下他的写作技巧。……他前期的译本大多数有自序或他人的序，有跋，有《小引》，有《达旨》，有《例言》，有《译余剩语》，有《短评数则》，有自己和别人所题的诗、词，还有时常附加在译文中的按语和评语。这种种都对原作的意义或艺术作了阐明或赞赏。尽管讲了些迂腐和幼稚的话，但流露的态度是庄重的、热烈的。他和他翻译的东西关系亲密，甚至感情冲动得暂停那支落纸如飞的笔，腾出工夫来擦眼泪。”而“后期翻译所产生的印象是，一个困倦的老人机械地以疲乏的手指驱使着退了锋的秃笔，要达到‘一时千言’的指标。他对所译的作品不再欣赏，也不甚感觉兴趣，除非是博取稿费的兴趣，换句话说，这种翻译只是林纾的‘造币厂’承应的一项买卖；形式是把外文作品转变为中文作品，而实质上等于把外国货色转变为中国货币。……他不像以前那样亲热、隆重地对待他所译的作品；他的整个态度显得随便，竟可以说是淡漠或冷淡。假如翻译工作是‘文学因缘’，那末林纾后期的翻译颇像他自己所译的书名‘冰雪因缘’了。”

翻译是一种相遇。翻译者与所译作品之间，应该有一种前定般的“缘分”。如果与所译对象没有一种相遇感，如果不能“亲热隆重”地对待所译的作品，而又要求翻译的成功，那便是缘木求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