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明晰的文字叙述混沌的生活——读滕刚长篇小说《异乡人》

　　对许多人来讲，生活就是日复一日的重复，沉闷且单调，一切都失去了新鲜感，都显得自然正常。然而，小说家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对抗生活对人们精神的钝化，就是不仅要在人们习焉不察的生活里，发现那些令人吃惊甚至害怕的事象，而且要用巧妙的叙述和生动的描写将它表现出来，从而给读者带来一种新鲜而深刻的经验。

　　处于现代过程的都市人的生活，从物质层面看，是丰富的、优裕的，但是，从心理和精神层面来看，却充满了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此普遍和常见，几乎成为人们见怪不怪的常态。然而，滕刚却从常态的生活里，发现了异常的病象，从熟悉的生活里，看到了让人觉得陌生的残缺。滕刚着力叙写的就是不健全的都市化生活存在的问题。

　　为了强烈地彰显异化状态的都市生活，滕刚别具匠心地创造了一个“异乡人”，设置了一个非都市化的观察者。他有着完全不同的经验，一种与都市的异化性格格不入的经验；他有着纯净的目光，这目光有助于洞察混沌的生活。异乡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与都市的异化性的生活状况，构成了尖锐而强烈的对照——异乡人“绝不做违规的事”(《过马路》)，但是，酆城人却把违规当做正常的事情；异乡人排队前必须弄清楚排队要干什么，但是，酆城人却“只管排”，在他们的观念里，排队“一定是好事”，因为，“没有好事会排队吗”(《排队》)。正是借助这种对照，作者实现了对生活的“陌生化”观照和反讽性揭示。

　　酆城是小说中的人物活动的地方，也是那些畸形的都市的典型。在这里，人们的生活常常陷入严重的焦虑和困境。他们的生活是混乱的不安全的，人与人之间缺乏起码的信任和爱意，而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则是流行的价值观和人生哲学。在酆城，“发廊”不是理发的地方，“茶楼”不是卖茶的地方，“饭店”不是卖饭的地方，“舞厅”不是跳舞的地方，“浴池”不是洗澡的地方(《投宿》)；在酆城，如果没有身份证，就等于犯法，就会失去人身自由，就会被“流放”(《流放》)；在酆城，保护事故现场比救治伤员重要，而伤员如果不先交钱，就不能抢救，这令异乡人非常惊讶和困惑：“你们把不把人命当事？钱难道比命重要？”(《现场》、《抢救》)。

　　酆城是一个充满禁忌的地方。这些禁忌反映出的是对人们的最低的道德要求，是对人的道德心的严重的不信任。街道上挂满了“禁止大小便”、“严禁闯红灯”以及“严禁包二奶”一类的标语。这些标语让“异乡人”大惑不解。与这种外在的道德规约形成对照的，是“满街晃着大盖帽”的景象。异乡人到处走，发现满世界都是戴着大盖帽和穿制服的人。这让他既恐惧，又困惑(《满街晃着大盖帽》)。

　　酆城人最大的危机是精神危机和心理危机。他们过于强烈地渴望被别人关注和欣赏，所以，要花钱请人来“盯着”自己看(《第一次陪聊》)。老人则体验不到正常的家庭伦理亲情(《第四次陪聊》)，有的在临终的时候，孤身一人，晚景凄凉(《第二次陪聊》)。有的人即使退休，也耐不住寂寞，要雇人来听他讲话、做报告(《第五次陪聊》)。还有的则陷入日常性的恐惧状态，什么都害怕，需要时时刻刻用卫星定位系统来跟踪自己的孩子，以保证他们不受伤害(《定位》)。

　　酆城人的游戏里充满了对“斗争”的病态的嗜好和陶醉。他们的游戏里需要被斗争的对象，需要“地主”，“谁是地主，你们几个人就斗他，你们检举揭发，你们放暗箭，你们设陷阱，你们落井下石，你们墙倒众人推，直到把他斗死，把他斗下台。但你刚把吴二斗下台，下一次你也许做了地主，刚才跟你一起斗吴二的人，就会联合吴二斗你。”“异乡人”不解道：“怎么刚才是一伙，现在又成了敌人呢，怎么能这样呢？”赵三的回答是：“那要看你的需要，看哪样对你有利，谁对你有利你就跟谁好，谁对你不利你就斗谁。每个人都有机会做地主，每个人都会被人斗，每个人都可以斗别人。你说世界上哪有比斗人还好玩的？”(《游戏》)这种可怕的游戏，让异乡人恐惧万分，夺门而逃。

　　从叙述策略看，滕刚不是采取“正言”的方式，而是采取“反讽”的方式；不是采取客观的写实，而是采取荒诞的虚写。《异乡人》通过夸张、重复甚至反复等修辞技巧，将酆城生活的异化状况尖锐地展现了出来。但是，与那些复杂而含混的小说不同，滕刚的小说是单纯而明晰的，能用明晰的文字，写出生活的混沌；与那些间接的、啰嗦的叙述不同，滕刚似乎更喜欢戏剧性的展示。他倾向于把人物置放到一个又一个的场面里，让人物用自己的话语和行为来显示生活的荒谬和混乱，来表达人物的情绪。当然，如果作者能够在挖掘人物的心理上，达到更高的水平，能够赋予荒诞以更丰富的幽默意味和悲剧感——能让人在笑过之后觉得酸楚和忧伤，这才是更高的境界。我们期待滕刚的写作能有新的变化，能用另一副笔墨叙写更值得玩味的故事和经验。

　　(《异乡人》滕刚/著，作家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