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是文学的力量之源——《聂绀弩刑事档案》阅读散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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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也许再也找不到哪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健忘，这样善于文过饰非。再大的不幸，曾几何时，便被乐呵呵的中国人忘得干干净净；再大的灾难，无须多久，便被虚怯而好面子的中国人遮蔽得不留痕迹。面二对严重的灾难和不愉快的事情，我们普遍的态度是“不计较”。事情都过去了，还提它干什么？凡事宜粗不宜细，得饶人处且饶人。从这些心理和行为，可以见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生存态度和处世策略——近视的现实主义和糊涂的中庸主义。

然而，对文学来讲，最为重要的，却是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认知态度和伦理精神。它强调对苦难和不幸的记忆，强调对被遮蔽的和真相的还原性叙述。它执着地探查痛苦的深度，丈量罪恶的广度。所以，文学本质上是一种把“真”当做绝对律令的精神现象，是与一切形式的遗忘和遮蔽格格不人的。

中国当代叙事文学之所以衰弱不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的作家没有追问“真相”的勇气，普遍放弃了文学的强化“记忆”的职责。根据我们时代流行的小说观念，“小说”等于“想象”和“虚构”，而强调“体验”和“观察”，则不仅是多余的事情，而且还是在文学上观念落后甚至冥顽不化的表现。小说家不顾外部现实和生活事理的制约，喜欢天马行空地展开“叙事”；按照这种方式写出来的长篇小说，洋洋洒洒，动辄数十万字，但是，细细读来，却很少看到丰满的人物，很难留下深刻的记忆，其内容含量甚至不及一部有分量的中篇小说。

于是，人们要了解历史的真相和生活的真实状况，便只好借助那些“忌虚妄”的纪实作品。六十年来，那些优秀的纪实型作家克服种种艰难险阻，为读者写出了大量有价值的作品。尤其是，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随着写作环境的相对宽松和渐趋正常，一些经历过牢狱之苦和炼狱体验的作家和学者，开始反思历史，反思“反右”和“文革”，着力探寻一系列巨大的社会灾难发生的原因，并用凝重而深沉的文字，记录下自己的苦难历程和对灾难的思考，写出了一大批像《人妖之间》（刘宾雁）、《唐山大地震》（钱刚）、《走向混沌》（从维熙）、《中国的眸子》（胡平）、《思痛录》（韦君宜）、《干校六记》（杨绛）、《中国知青梦》（邓贤）、《庐山会议实录》（李锐）、《以人民的名义》（卢跃刚）、《露船载酒忆当年》（杨宪益）、《九死一生》（戴煌）、《寻找家园》（高尔泰）、《中国农民调查》（陈桂棣、春桃）、《往事并不如烟》（章诒和）、《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陈为人）、《墓碑》（杨继绳）等叙实事、说真话的作品。这些作品真实地记录了作者或者传主在“大跃进”、“反右”、“文革”、“上山下乡”等巨大灾难中的痛苦经历，记录了他们对那些重大事件的观察和体验，对专制和腐败等重大问题的思考和回答。

在特定的情势下，灾难也许难以避免。但是，灾难发生之后，我们的态度应该是积极的。我们必须正视苦难和罪恶。我们必须给历史和后代一个负责任的交待。否则，罪恶遮蔽得越多，责任推诿得越久，将来的后果就越严重。也许，正是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中国从来就不乏拼死也要说真话的人，不乏采善贬恶的信史。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说：“然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宋代史学家刘敛则说：“古者为史，皆据所闻见实录事迹，不少损益，有所避就也，谓之传信。”所谓“实录”，所谓“传信”，就是要写出把真相告诉后代的信史，就是要为“来者”提供鉴古知今的启示。

2

寓真的《聂绀弩刑事档案》就是这样一部“实录”和“传信”性质的好作品。它是从废墟上生长出来的良知之树，是在遗忘之风中绽放的记忆之花。
从精神谱系上看，这部纪实作品似乎可以归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伤痕文学”，但却比那些涕泗横流的控诉，更悲怆，更沉郁；它接近追根溯源的“反思文学”，但却摆脱了那种虚张声势的做作和“载之空言”的浮泛。它是一种古老的叙事传统的复活，是太史公《史记》的精神之子，因为，它遵循的是“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原则。扬雄评价太史公有“多爱不忍”的情怀。司马迁爱惜那些正直而多才的人，同情那些高尚而不幸的人。他不忍见那些豪侠之士被淹没到遗忘的尘埃里，所以，他说：“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苏秦被反间以死，“天下共笑之，讳学其术”，但太史公认为他“起闾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故吾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

对于聂绀弩，寓真先生也有着同样“多爱不忍”的情感，也有着读胃其诗、“想见其为人”的尊敬和忻慕。他说：“我从年轻时就癖好诗文，凡头饰诗人桂冠者每令我仰慕殊甚。以后在机关工作几十年，混迹社会上下，与各界人士亦不乏交游。现在当我把聂绀弩的形象与往日熟悉的人士相与比较时，就觉出了一种区别。这是怎样的一种区别呢？想了很久，想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姑且称之为文化人与非文化人的区别吧。”于是，他进而说道：

我相信许多的读者会像我一样敬仰一个有血、有肉、有骨、有魂的文化人，会为他激发内心的一种感动。而一个真正让人感动的灵魂，却是不需要用笔墨去描绘的。不需要枉费任何赞美的词汇，这本书里的精粹部分，其实只是一些质朴的、粗犷的、矿石般的原料。

我所以愿意编撰这些篇什，确是由于被一个文化人的惊世骇俗的行藏所感致，被那一脉诗魂感深肺腑。同时也想借笔端之忱悃，祈祝今后的春天更加明媚，祈祝那一条绵长不息的文化清流，灼灼其辉，始终粲如。

作者的太史公式的“多爱不忍”，他的立场和境界，足以令那些拿着纳税人的钱胡编乱造的“著名作家”汗颜的。
《聂绀弩刑事档案》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它以客观、真实的第一手材料，揭示了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不正常的历史时期，知识分子动辄得咎、生不如死的艰难境遇，揭示了两种知识分子人格的尖锐对立，尤其是揭示了告密制度下知识分子同类相残的可悲现实。寓真用不容置疑的事实告诉人们，在“反右”和“文革”期间，那些优秀的敢于独立思考和说真话的知识分子，常常是被自己最亲密、最要好的朋友出卖的，是因为他们的检举揭发，才被送进监狱的。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卖友求荣的事情。但是，对有耻感的知识分子来讲，即使被迫无奈的出卖，也会让良心终生不安的。钟会投怀送抱，做了帮凶，卖了良心，也卖了朋友，——稀康之死，他是脱不了干系的。山涛就要好一些，他想把嵇康拉进体制中来，却遭了嵇康的严词拒绝，但他最终还是守住了做人的底线——他没有为难嵇康，没有出卖自己的朋友。不仅如此，嵇康死后，他还念念不忘，经行他们一同聚会的地方，睹物伤情，悲从中来，写下了欲哭不能的《思旧赋》。然而，令人悲哀的是，在“反右”和“文革”期间，当代知识分子的卖友，却是积极主动的，甚至觉得无上光荣的一寓真第一次以“档案”解密的方式，揭示了他们“卖友”的充满真实细节的过程。

寓真先生持论平恕，他宽容地理解那些告密者：“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种事情已不足为奇。敢于拒绝揭发，挺身而出保护朋友，不顾自身安危的勇士，在那个时代倒是极罕见的，即使有，真正是凤毛麟角。大多情况下，越是关系密切的亲朋好友，越是要把揭发材料写得上纲上线，以显示与‘揪出来的阶级敌人’划清界限，以求避免殃及自身；如果自己被‘揪出来’了，也要尽量检举别人，以求立功赎罪，略能减轻自己的处罚。”

然而，这样的“勇士”还真是有呢。从维熙的《走向混沌》就写了一个为被侮辱的朋友而殒身的“勇士”：“1957年的初夏来得特别早，刚进六月礼堂已闷热如蒸锅，斗争刘宾雁那天，正是炎炎夏日，我坐在后排靠窗的地方，已热汗淋漓。高个儿大鼻子的刘宾雁，站在被批斗席上不断地抹汗。粗粗的男低音和尖利的女高音组成的讨伐声，正在大礼堂回荡之际，突然坐在我前几排座位上的一个男人，离位站起。当我还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时，他突然登上四楼窗台，像高台的跳水运动员那样，鱼跃而下。麻线胡同一个挎着篮子买菜的老太太，被突然凌空而坠的庞然大物吓得坐倒在路旁。”在西安的那个可怕的酷夏里，我被这段文字震惊了，被那位知识分子的行为感动了，仿佛看到了太史公笔下的侠客义士。好几天里，总是想起那个名叫戚学毅的人，眼前总是浮现着他因为替刘宾雁抱不平而跳楼自杀的情景，——试问今日之宇中，还有几个这等义薄云天的壮士？还有多少可杀不可辱的烈士？还有几个敢于拍案而起的猛士？

我们当然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做戚学毅，也不能强迫所有的告密者都捶胸顿足地忏悔。但是，若无其事的沉默和遗忘，也绝不是一种可取的态度——倘若著书为文还以受害者自居，甚至表现出一副牺牲者的姿态，那就更加不可原谅了。

3

在“反右”灾难和“文革”浩劫中，聂绀弩没有出卖过任何人，良心始终是清白的，人格始终是完整和健全的。寓真这部作品最大的贡献，就是用确凿的事实和大量的细节，写出了聂绀弩这样一个正直的谔谔之士。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人格遭受毁灭性破坏之后，发掘并光大聂绀弩的人格精神，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当代人文精神和知识分子的重建，需要这样的弥足珍贵的人格楷模和道德力量。

在众人皆醉的时候，聂绀弩是清醒的。他敏锐地感受到了造神运动的荒谬，洞见到与“反右”和“文革”伴生的“个人崇拜”的危害。他议论纵横，口无遮拦，体现出知识分子的坦率尖锐的批判精神。即使面对可怕的“专政机关”，他也没有隐瞒自己的观点。寓真在自己的书里，在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聂绀弩与审讯者的对话之后，这样写道：

从审讯情况看出，聂紺弩头脑是清醒的，胸怀是坦诚的，思维是睿智的。他不隐伟自己的观点，不隐讳自己对1957年“反右”斗争的不满，也不隐伟对毛主席的所谓“污蔑”。他认为自己是基于民主主义思想，反对不民主的领导，反对个人崇拜。他说“文化大革命”是“用大民主的方法回击要民主的人”，这是他对当时政治形势的一种颇为独到的见解。他用西汉泥错的典故譬喻林彪，表现了深邃的政治预见和智慧。他对于毛主席健康问题的言论也是笃实而坦诚的。他表示要改造自己，是因为认识到自己是“不当权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话幽默得让人喷饭。
法庭和监狱，被马克思称之为国家机器，毛主席说那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尤其是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一说到那些地方，就让人毛骨悚然。当事人受到审讯的时候，会做出形形色色的表现，有胆战心惊的，有痛哭流涕的，有死顶硬抗的，有见风使舵的。有的人遮遮掩掩，推三阻四，事实摆在面前也不敢说个“是”字；有的人为了立功赎罪，恨不得把肚子里知道的事情一盆水倒出来，没有的事情还要东拉西扯、检举揭发、胡编乱造。一个人的修养和气度，任何场合都能显示出来，尤其是在厉声厉色的审讯面前，镇定自若、从容对答的人并不多见。
聂绀弩这个“现行反革命犯”是当之无愧的，对于指控他的“犯罪事实”，全部供认不讳。他既没有顶牛对抗，推脱责任，也没有低头认罪、痛改前非，表现了他长期养成的那种传统的读书人的品质。他是一个富有智慧和理性，操守笃固，耿介特立的人，即使到了囚犯中，仍然有着一种鹤立鸡群的姿态。

聂钳弩的言论和表现，显示出一种崭新的人文主义精神。聂绀弩的这种批判精神的形成，与两个人有关系：一个是鲁迅，一个是吴虞。这两个人都是反封建、反专制最激烈的人。聂绀弩就是以鲁迅和吴虞为代表的“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精神遗产的继承者。寓真不是机械地罗列资料，而是深人地梳理了鲁迅和吴虞对聂绀弩的影响，揭示了聂绀弩对鲁迅和吴虞思想的认同：

《吴虞文录》是上世纪早期在青年中颇有影响的一本书，聂绀弩就是这本书的一个热烈的崇拜者。聂绀弩后来在他的杂文中，多次写到了吴又陵。 
1934年5月，聂绀弩在成都，和朋友从一处题匾名曰“爱智庐”的宅前经过时，朋友告诉他说那是吴又陵的住宅。他于是顿生感触，写下了《爱智庐》这篇杂文，文中写道：“10年以前，对于这位吴老头子的文章，我是个热情的读者。他给予我的影响，在当时怕很少人能够比得上⋯⋯我怀念着他，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的事了。现在说我到了他的住宅的门前，说是要我愿意，就可以马上进去看见他，我的心情是怎样激动着哟！”“诚然，《吴虞文录》的基本观念，在现在看来，该有不少值得讨论的地方⋯⋯哪怕这样，就全体来说，在‘打店’运动上，却演了一个了不起的角色；并且，《文录》中谈礼说孝的文章，就我所知，到现在为止，还是最勇敢，最透彻，最确切，最渊博的东西。”
在《从〈吴虞文录〉说到〈花月痕〉》一文中，聂绀弩又写道：“五四时代，有一本著名的小书《吴虞文录》，是成都吴又陵所著，可说是响应鲁迅的《狂人曰记》及以这篇小说为中心的反封建的全部思想的。里面《吃人与礼教》是直接宣布受鲁迅影响，其他非礼、非孝、非儒、非孔的文章则是当时以鲁迅为中心的整个反封建思想的一个有力的组成部分⋯⋯不知这本小册子的一般影响如何，我是深受了他的教益，认为现在的读者还应该读，应该有出版社重印的。”
1980年4月，聂绀弩在为其杂文集写的自序中，谈到他的思想启蒙经过时，又一次写道：“尤其是鲁迅的杂文和一本《吴虞文录》，使我的思想渐渐偏于民主主义方面来。”
笔者手边现在就有一本《吴虞文录》，是“中华民国十年十月初版，中华中国十八年四月六版”，亚东图书馆印行的。在《吃人的礼教》一文中，吴虞写道：
我读《新青年》里鲁迅君的《狂人日记》，不觉得发了许多感想。我们中国人，最妙是一面会吃人，一面又能够讲礼教。吃人与礼教，本来是极相矛盾的事，然而他们在当时历史上，却认为并行不悖，这正是奇怪了！
到了如今，我们应该觉悟：我们不是为君主而生的！不是为圣贤而生的！也不是为纲常礼教而生的！什么“文节公”呀，“忠烈公”呀，都是那些吃人的人设的圈套，来依骗我们的！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
接下来的一篇，是《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文中说：
孔氏主尊卑贵贱之阶段制度，由天尊地卑，演而为君尊臣卑，夫尊妇卑，官尊民卑，尊卑既严，贵贱遂别；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守孔教之义，故专制之威愈衍愈烈。苟非五洲大通，耶教之义输入，恐再二千余年，吾人尚不克享宪法上平等自由之幸福，可断言也。
读了这些内容，我们便知道，聂绀弩青年时代是接受了这样的启蒙呵！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聂甜弯在“反右”和“文革”中的言论，其实都是其来有目的。正因为有了鲁迅和吴虞的现代性启蒙，正因为已经形成牢固的民主主义价值观，所以，他才能深刻地认识到“反右”与“文革”的荒谬和疯狂，才能够洞若观火地发现“个人崇拜”的落后和可悲，才能够清楚地看到“文革”与“五四”精神的背道而驰与格格不人。轰甜弩从来没有把“领袖”看成“神”，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将他当做普普通通的正常人。正因为这样，他才说：“有许多事情，我们会觉得奇怪，你想：一个普通人，总不能不看报纸吧，天天看报都看到自己怎样伟大，怎样英明，你受得了受不了？从个人来说，不管怎么伟大英明，也总有不伟大不英明之处，从党和组织来说，不管怎样正确也总有不正确之处。都好了，都对了，都正确了，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完了，这是不可能的，是不辩证的。”他对个人崇拜的批评都是有感而发，直言不讳的，体现出一种民主而平等的公民意识。他批评当时的一位领导人“古书读得不少，他是把中国帝王的一套，跟马克思列宁主义结合起来。那不是马列主义，那是中国封建的东西。在军事上没有人能比得过他，但在别的方面他不通，但是他自己什么都要管，不让别人说话。从1955年以后，搞得什么玩意儿？”经历了“批胡风”、“大跃进”、“反右”和“文革”等一系列灾难和浩劫，根据中国共产党《建国以来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我们不仅应该接受聂绀弩的判断和结论，而且应该认认真真总结教训，切切实实清除“个人崇拜”造成的消极影响一这种影响今天仍然潜伏在中国人的意识深处，依然渗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如果任由它不受遏制地蔓延下去，就必然会严重地阻滞我们的文化进步和社会发展，甚至还有可能导致社会灾难的周期性发生，从而给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和不幸。

4

有的人可敬，但不可爱，有的人可爱，但不可敬；有的人尖锐，但不温厚，有的人宽忍，但无个性；有的人有思想，但却没有趣味，有的人有趣味，但却没有思想。然而，聂绀弩却是兼而有之的——他既是耿直的猛士，又是多情的诗人；既是可敬的，又是可爱的；既是尖锐的，又是宽容的——他不仅原谅了出卖胡风的舒芜，而且还能深深地同情他，在缺乏恕道精神的时代，能到此境界，是很不容易的。
是的，聂绀弩是一个杰出的诗人，一个有趣而可爱的诗人。诗是我们进入聂绀弩内心世界的另一道门户。
聂绀弩的古体诗，格律严整，字工句稳，用典而不生僻，古雅而不艰涅，刚而能柔，冷而能温，悲而能欢，往而能返，诙谐幽默，慷慨激昂，有建安之风骨，开自家之户牖，属于当代古体诗写作中的大家之作，远非那些狂躁虚热的人物所写的夸诞欺世、不说人话的诗所可比肩。就古体诗而言，聂绀弩实为六十年来第一人。
1971年，邵垄麟含冤去世。聂绀弩出狱从山西回到北京时，访旧半为鬼，得知死于狱中的老友，竟连骨灰都没有留下，便写了一首《挽荃麟》，其中有诗句曰：
君身奇骨瘦嶙峋，支撑天地颤巍巍。
天下事岂尔可为？家太高明恶鬼窥。
虽只四句，却意味深长，既写出了邵荃麟的状貌和气质，又表现了对险恶世态的尖锐反讽。
胡风80寿辰聂绀弩作诗云：“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前句指胡风出狱后精神有时失常，“三十万言”指胡风关于文艺问题的三十万言《意见书》，“三十年”指胡风因这《意见书》而遭受的三十年的非人折磨。读来让人凄然。
“反右”是一场巨大的人格灾难。无端受到扭曲和伤害的人实在是太多了。那么，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聂绀弩“君子意如何”呢？他咏武松的一首诗，其实写的就是自己对暴虐和凌辱的轻蔑与不屑：

家有娇妻匹夫死，世无好友百身狀。
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心轻白虎堂。
高太尉头耿魂梦，酒葫芦颈系花枪。
天寒岁末归何处，涌血成诗喷土墙。

其中“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心轻白虎堂”两句，正像寓真阐释的那样：“这既是悲歌，又是啸傲，仅仅14个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借用了《水浒》中的林冲误人白虎节堂而蒙受冤狱的故事，表达了他的深沉的悲愤与凛然的正气。”我读到这两句诗，如受电击，强烈地感受到了一种英雄气概，而这种精神气度，在当代知识分子身上，是很少看到的！
聂绀弩的古体诗嬉笑怒骂，涉笔成趣，往来驰突，纵横自如。例如，在《咏董超、薛霸》一诗里，他这样写道：

解罢林冲双解卢，英雄天下尽归吾。
谁家旅店无开水，何处山林不野猪。
鲁达慈悲齐幸免，燕青义愤乃骈诛。
佶京俅贯江山里，超霸二公可少乎？

他的诗里有深哀巨痛，有泪光，有哭泣，但是，即使在悲悼之际，他也不自哀自恋，而是表现出壮美奇崛的浩然之气，这一点，彰明地表现在他怀念胡风的两首诗里：

胡风八十
不解垂纶渭水边，头亡身在老刑天。
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
便住华居医啥病，但招明月伴无眠。 
奇诗何止三千首，定不随君到九泉。
吊胡风
精神界人非骄子，沦落坎坷以忧死。
千万字文万首诗，得问世者能有几。
死无青蝇为吊客，尸藏太平冰箱里。
心胸肝胆齐坚冰，从此天风呼不起。
昨梦君立海边山，苍苍者天茫茫水。

1973年2月1日（农历12月29日），是聂绀弩的70周岁的生日，然而，此时他却在山西稷山看守所的铁窗里熬受着严冬的苦寒。“可怜怀抱向人尽，欲问平安无使来。”（杜甫：《所思》）于是，他便写了一首七律，当做自己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
死灰不可复燃乎？戏把前程问火炉。
败絮登窗邀雪舞，残冬恋号待诗除⋯⋯
此诗用典自然到近乎不用，哀情沉郁到近乎无痛，接近老杜晚年“浑漫与”的诗风。寓真是读懂了这首诗的，他说：“囚中已度过6个除夕，尚不知要挨到何年，来日未卜，只能将前程戏问火炉而已。侧耳听着铁窗外风雪狂舞，寂寞中以吟诗来奈何残冬的时光，心境何其苍凉！”其实，这首诗所宣抒的，不只是“苍凉”，还有不屑和幽默（即所谓“戏”），以及对未来的沉冤昭雪、真相大白的自信。

真正的诗，可以怨，可以观，是经得住时间的磨洗的。正像寓真先生诠释的那样：“诗是焚烧不掉的，聂甜弩的作品流传着，并将会长久地流传下去。一切优秀的诗篇都会流传下去。诗是思想的寄托，诗是自由的象征。诗总是在压抑中生长，在压抑中爆发。诗有着不屈的性格，诗有着不怕焚烧的超然的生命力。……我们不妨把诗，把思想，把自由，比作野草。”是的，像诗一样美好的，是聂绀弩高贵的心灵；像诗一样长久的，是聂绀弩的傲岸不屈的人格。
用真实的文字把那些美好的人和事记录下来，把灾难和罪恶的真相展布出来，这是一切有良知的作家的责任。
真实是文学的力量之源。
只有敢说真话，文学才有希望。
这就是《聂绀弩刑事档案》带给我们的启示。
2009年4月20日，平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