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有人兮山之阿——读叶梅小说集《妹娃要过河》

如果取“五行”中的意象来作比，那么，小说家大体可以被分为两类：一类是水性的小说家，一类是土性的小说家。水性的小说家善感善变，但要达到高明的境界，非有过人的才华，不能至也；而土性的小说家则像一棵树，牢牢地扎根在一个地方，风吹不摇，雨打不动，——他们毕其一生就写自己熟悉的那些生活，写法或许会有不同，但基本的主题则大体相近，所表达的情绪与所塑造的人物，也大体相同，例如，福克纳的故事和人物大都来自邮票大小的约克纳帕塔法，哈代的充满阴郁的情绪和悲剧感的文学叙事则很少离开威塞克斯，沈从文的小说虽然弥漫着水的气息，但他本质上却是一个执著的土性小说家。

从写作方式和写作态度的角度看，当代小说写作至少存在这样两种类型：一种是有根据的写作，一种是无根据的写作。前一种在无论是题材内容，还是叙述方式，都显示出一种稳定不变的特点，例如柳青、路遥、陈忠实、张炜和阿城的写作，后一种在内容和风格上，则显得游移无定，——它什么题材都能写，什么潮流都要赶；对前一种类型的小说家来讲，如果体验资源写完了，他宁愿不写，也不“满口胡柴”地胡编乱造，率尔操觚，后一种类型的小说家却什么都敢写，写得再糟再烂，他也不怕，而且每出一部小说，他都要发一通议论，都要声明他的新作不仅“新”，而且比自己以前的小说都要“好”。有根据的写作，因为渗透了作家自己的人生经验，因为包含着切实的生活内容，所以能够感人至深，也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相反，无根据的写作虽然常常成为新闻关注的热点和批评家追捧的对象，但是，因其品质上的浮薄和内容上的空洞，只能成为一时的话题，最终却不过是一堆不成样子的话语碎片，什么东西也留不下来。

有根据的小说写作，本质上是一种追忆和还乡。对大多数人来讲，穷阴杀节，急景凋年，前尘影事多被雨打风吹去，当时便已惘然，遑论来日追忆。然而，小说家却有着超强的记忆能力和还原能力，凭着这样的能力，他可以打捞童年的深刻记忆，重述被岁月之尘蒙盖的依稀往事——这就使自己的写作有了稳定的根基。叶梅的写作就属于土性的、有根据的写作。她的小说大都是关于原乡的叙事。就数量来看，她的作品或许并不算很多，但却包蕴着丰厚的人生经验和文化内容，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显示出别致的形态和成熟的风貌。在她的笔下，龙船寨宁静而美丽，仿佛一个遥远的梦境，龙船河则日夜奔流，涛声不断，仿佛一首无尽的歌谣。

做为一个土性的小说家，叶梅的目光几乎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她所熟悉的大巴山。她的几乎所有作品的叙事焦点，都集中在大山里的土家人身上。在中篇小说《山上有个洞》中，叶梅揭示了土司之间的权力斗争，写出了土司制度的变革和终结，写出了新一代土家人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最后的土司》则叙写的是“外乡人”与“土家人”的文化冲突与和解，细致而生动地描写了土家人的文化习惯和情感生活；《撒忧的龙船河》的故事则忧伤而沉重，包含着强烈的情感冲突和尖锐的道德主题。

叶梅的小说展示了一个奇异的世界。它遥远而神秘，充满山鬼的气息，正像作者在《青云衣》里所写的那样：“山的幽灵，忽大忽小，忽隐忽现的。一会儿是风，带着呼呼的叫声掠过山头；一会儿可能藏匿在满山遍野的白雾中，化作一只小小的狐狸，嗖的从雾中穿过；更多的时候，它沉睡在大山的深处，就像这些深埋地底的狰狞巨石，一动也不动。”在叶梅的叙事里，你总是能够感觉到一种特别的东西，一种荆楚文化特有的灵异和神秘。《最后的土司》对舍巴日的仪式的描写就是这样：“呐喊的人们赤裸着胸脯，腰系草绳，胯间夹一根扫帚柄，围绕牛皮鼓欢快起舞。时而仰面朝天，时而跪伏大地，摆手摇胯，场面沸腾。酣畅之时，牛皮鼓下突然跳出一个黑衣的年轻女子，双目炯炯，额头一片灿烂血红，像是涂抹的牛血，黑衣裤上有宽大的红边，似飘动着的两团火焰。女子围着仆地的黄牛跳跃，将两团火焰撒遍了全场。鼓声中明显混合着人的急促呼吸如烧燃的干柴，一片噼噼啪啪作响。火的精灵仍在弯曲、飞旋，扇动着将绿得发黑的山、绿得发白的水都燃烧起来，同太阳融为一体。”场面紧张而热烈，情感激越而粗豪，使人仿佛进入了《楚辞》所表现的“激宕淋漓，异于风雅”的狂放无羁的世界。

浪漫的传奇性是叶梅许多小说的一个特点。她总是将人物置放到严重的考验情境里，让他们在极其痛苦的选择中，显示出非凡的力量和过人的勇气。与男性写作比起来，女性写作细腻而温情，但也很容易流人琐碎和柔弱。叶梅的小说无疑具有女性的亲切感，但绝无那种常见的小资情调和小家子气，不仅如此，在她的叙事世界里，我们常常可以读到一种刚健有力的东西。她的小说中的故事，大都是名副其实的传奇；她笔下的人物，尤其是女性人物，大都属于力量型的人物，也大都敢爱敢恨，敢做敢为，具有坚韧、倔强的性格特征，有的人物身上甚至充满异乎寻常的传奇色彩，——这一点，与梅里美笔下的女性人物，倒是颇有几分相似。《青云衣》中的妲儿为了替她做土匪的哥哥赎罪，来到向家，嫁给了被哥哥害死的向怀书的弟弟。妲儿刚出现的时候，无论打扮还是性格，都是男性化的，能像男人一样在江上撑船。但这并不影响她做一个美丽、害羞的女人。她会唱山歌，会在水里钻，“像条白鱼钻进了水里，好久好久见不到动静。急得怀田在岸上抓耳挠腮，一忽儿听见妲儿叫，搜寻半天却是在江心，妲儿水妖精一般冒出来，咯咯地笑”。她自信而快乐，主动对向怀田表达自己的爱情，但是，因为是土匪头子“伏三跳”的妹妹，她最终却被诬陷，无法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

《花树花树》中的三代女性，一样有着被男人亏待的命运，也一样都有着刚烈而不屈的性格：“太”被爷爷抛弃以后，毅然割断了跟“那人”的情感联系，昂然地说：“永远永远不要再见到你，不许你勾我的儿子！你要再走到田家屋场来，我就拿刀劈了你！”她发愿要“死在他后头”：“他已经在我前头死过一回了，我为他上了五十年的坟，烧了五十年的香烛，我还要为他烧一回大香，请龙船寨的汉子替他跳七天七夜的丧……”第二代的“姑”虽然也是“带着满肚子苦恼”回到了龙船寨，但是，她也没有被爱人的背叛所击倒；到了第三代，瑛女的盲目和冲动，使她与负心的贺幺叔同归于尽。

叶梅一方面写女性的艰难和痛苦，写他们的不幸和毁灭，另一方面，她也着力塑造那些理想的女性形象——她们与那些不幸的姐妹生活在一样的环境里，甚至陷入相同的考验情景里，但是，她们活得理性而清醒、自信而自尊，显示出一种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花树花树》中的昭女就是一个与众不同、充满活力的形象，她“不合时宜地梳着一条独辫，松松地垂在脑后，短短的留海，像五四时期的女学生”。她的身上的确有着新的精神气质和生活态度。她不仅把转公办教师的资格让给了别人，而且拒绝做乡长的“朋友”，她说：“我只是想试一试，我依靠自己的力量，到底能往前走多远。”

《五月飞蛾》中的二妹也是这样生活的，——她不仅清醒地把握着自己的生活，摆脱了花花公子邢斯文的纠缠，而且还帮助老刘找到了沦落风尘的妹妹安安。《乡姑李玉霞的婚事》中的李玉霞长得美丽，性格热情、坦率，她主动要求舅舅给自己介绍对象，惹得爹妈在一旁目瞪口呆，说：“玉霞，你疯了？哪有一个姑娘家这么说话的？”面对外部世界强烈的诱惑，她没有像黄桂菊那样迷失自己，而是清醒地把握着自己的命运。她找到了爱情，生活得也很有尊严；虽然卖鱼使自己的双手裂了口子，但是，他们的生活却是快乐和幸福的。川江上的人有一句话：人情比天大。叶梅笔下的那些美好的女性人物，最看重的就是“人情”，为此，他们甚至舍得自己的生命。

“若有人兮山之阿”，叶梅写出了大山深处的人们的爱与恨、苦与乐，也写出了他们内心埋藏着的不灭的希望。她将自己的小说集命名为《妹娃要过河》（作家出版社，2009年4月出版）。这里包含着渴望，也表达着祝福——小说中那些不甘沉沦的女性人物，渴望摆脱沉重的束缚和羁绊，渴望走别样的路途，体验别样的人生，而作者用则用热情而刚健的笔调，传达出了对人物的挚爱，对故土的祝福。
2009年3月5日夜，平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