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割下一磅不带血的肉？

对中国当代文学来讲，漠视政治，疏远政治，起先是一种时髦，后来则成了一种习惯。这种“政治冷淡症”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文学叙事的流于琐碎和浮薄。
兰摧玉折，事出有因。在很长的时间里，当代文学被动地依附于政胃治，被迫按照流行的政治观念，按照公式化的创作方法，图解和宣传当下的政策。这种消极的关系模式，是造成文学上“去政治化”的根本原_因。南斯拉夫作家丹洛尼·契斯在《我不相信作家的幻想》一文中说：“二十世纪的一个典型的错误就是文学与政治的混合和纠结。很简单，我们作家曾被强制如此。”由于受过“被强制”的痛苦，所以，他在另一篇题为《反讽的抒情》的文章中说：“能够避免政治化的人是幸福的。能够解决政治与哲学、政治与诗之间的对立问题的作家是幸福的。”看来，这种因为“被动”和“被迫”导致的“对立”，非一时一地的个别现象，而是一个在世界不少地方都曾存在过的问题。
一种极端往往导致另一种极端。随着政治对文学的极端功利主义的奴役的终结，极端唯美主义又以“拨乱反正”的名义，将政治与文学分离开来。在纯文学论者看来，没有什么比政治离文学更远的了。他们倾向于把文学理解为一种纯粹个人的事情，或者，理解为纯粹的技巧和唯美的形式。就这样，文学为自己设计了安逸的生存策略，但也选择了一条没有前途的道路。
与此同时，外国的唯美主义文学理念，也给无根的当代文学，提供了价值观上的支持。哈罗德·布鲁姆的“分离主义”文学观，就得到了某些中国支持者的共鸣和回应。一些中国学者如获至宝地把布鲁姆的“憎恨学派”当做批判的利器，毫不客气地用它来命名那些敢于坦率怀疑和否定的作家和批评家。殊不知，在《西方正典》一书中，布鲁姆不仅将包括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在内的许多介人性的批评学派命名为“憎恨学派”，而且还将托尔斯泰当做这个学派的“尚未认可的先辈之一”布鲁姆的从文本到文本的文学观，完全排斥包括“政治”在内的关联性因素。他说，“审美与认知的最大敌人是那些对我们唠叨文学的政治和道德价值的所谓卫道者”。他反对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文学：“我认为审美只是个人的而非社会的关切。”他甚至给出了这样一个在逻辑上不通的审美判断标准：“我本人坚持认为，个体的自我是理解审美价值的唯一方法和全部标准。”人们会问：“唯一方法”和“全部标准”是如何体现于不同的“个体的自我”身上？所有的“自我”都拥有完全相同的“唯一方法”和“全部标准”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怎么可能？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造成了“方法”和“标准”的差异？不同身份、信仰、地位和文化背景的人在“审美理解”上是否会有差异？如果有，“憎恨学派”的存在不就是合理的吗？他们的见解和主张不是也可以构成属于他们自己的“唯一方法”和“全部标准”吗？
更令人费解的是，布鲁姆竟然否认文学的社会影响力，否认文学的文化功能，甚至不怕说出违背常识的观点：“相信文学批评会成为民主教育或社会进步的基础，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他宣称自己写《西方正典》的部分目的，“就是要挑战左的和右的文化政治学，因为他们正在摧毁批评，也许随之还在摧毁文学本身。”事实上，文学自从它产生以来，就对人类的社会生活发挥着推进的作用，正像加西亚·马尔克斯所发现的那样“在优秀文学作品里我发现总有一种摧毁已被确立的、被强加的东西和促进建立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社会制度的趋势。总之，是改善人们生活的趋势。”否认这种影响，否认优秀文学的这种“趋势”，要么是出于无知，要么是出于傲慢，而不论其原因何在，都不利于人们深刻地认识文学的本质，不利于人们从“政治”等角度完整地理解文学的价值。
正像政治是人类生活的具有核心意义的内容一样，政治也是文学价值构成中甚为重要的部分。虽然，的确存在仅仅表现纯粹的个人感受，或者纯粹表现人与自然亲和关系的作品，虽然，在这样的作品里，政治的色彩和影子是虚淡的，甚至是完全没有的，例如在李白的《静夜思》、杜甫的《春夜喜雨》和王维的《山居秋暝》里，你就很难找到“政治”的元素，但是，这并不说明写这些诗的诗人完全是“非政治”的人。事实上，杜甫、白居易等唐代诗人也写过大量的政治诗，正是这些勇敢地介入现实、真实地反映了自己时代人们的政治生活境况的诗，确立他们作为伟大诗人的地位，使他们获得了人们的爱戴和尊敬。
诗犹如此，叙事性文体就更是这样。如果谁试图写出一部全面而广阔地展示一个时代的生活图景的叙事作品，那么，他就不能没有政治的视野，就不能没有对生活的政治维度的思考和理解，否则，他对生活的表现就有可能是不完整的，甚至是肤浅和虚假的。鲁迅的《野草》、《故事新编》等想象性较强的作品，无疑显示着他过人的才华，但是，他的伟大却主要是由《呐喊》、《彷徨》等具有很强的现实感和批判性的作品表现出来的，尤其是由那些直接介人现实的杂文作品确立的，可以说，如果没有《记念刘和珍君》、《淡淡的血痕中》、《无花的蔷薇》、《为了忘却的记念》、《灯下漫笔》、《春末闲谈》等直接谴责暴政和中国专制文化的作品，那么，他在人们心目中，恐怕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伟大。
所以，一个优秀的作家，往往首先是一个关注政治的人，甚至干脆就是一个富有洞察力的政治家。霍尔巴赫在《自然政治论》中说：“在一个政治紊乱的社会里，几乎所有的社会成员都互为仇敌。每个成员都只为自己生活，很少顾及他人。每个人都只受自己的欲望支配，只考虑与社会利益背道而驰的私人利益。”既然政治对人们的生活如此重要，那么，以表现人的境遇和命运为职志的作家，怎能丧失关注它的兴趣和热情？加西亚·马尔克斯肯定能够理解并乐意接受霍尔巴赫的观点，因为，他曾这样强调政治与文学的血肉关系：“关于现实，我认为作家的立场就是一种政治立场。……改变那个社会的任务如此紧迫，以致谁也不能逃避政治工作。而且我的政治志趣同文学志趣都从同样的源泉中汲取营养：
即对人、对我周围的世界、对社会和生活本身的关心。文学志趣是一种政治志趣，政治志趣也是一种文学志趣。两者都是关心现实的形式。”他认为作家应该承担起对读者的政治责任，应该在政治上做出自己的贡献：“作家的伟大政治贡献在于不回避他的信念，也不回避现实，而是通过他的作品帮助读者更好地懂得什么是他自己国家、他所在的大陆、他所处的社会的政治现实和社会现实；我认为这是件重要的、积极的政治工作；我认为这是作家的政治作用。”他在与门多萨对话的时候，再次谈到了这个话题：“我经过长时间的思考，终于懂得了，我的职责不仅仅是反映我国的政治和社会现实，而且要反映本大陆乃至全世界的现实，绝不忽略或轻视任何一个方面。”
生活在二十世纪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关注政治，留意从政治的角度观察自己的时代，从而使自己成为一个充满政治热情的作家，使自己的作品成为高度政治化的文本，那么，生活在十七世纪的莎士比亚，是否也是这样呢？
阿兰·布鲁姆和哈瑞·雅法曾经专门研究过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政治问题，考察过他从政治层面塑造人物的成熟经验和伟大成就。在他们看来，“政治为所有人和所有人性提供自由发展的框架，吸引着最有趣的激情和人物。”也许正是因为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莎士比亚就特别留意从政治学的角度观察和研究人。他自己因此成了“一位卓越的政治家”。谁若想全面而深刻地理解莎士比亚和他的作品，谁就必须懂得政治，或者，至少不能是一个对政治问题毫无知识的人：“富有政治激情、受过政治教育的人比纯粹的个体化的人更能理解莎士比亚”。总之，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如果没有政治家的素质，莎士比亚就不可能写出那些伟大的戏剧。不仅如此，任何一个作家，如果他忽略政治，他就无法全面而准确叙述人们的生活，也无法深刻地揭示生活的真相和奥秘。“任何生活方式的改变都以政治的变革为先决条件，它们的实现也要依靠政治力量。正是在共同生活中，人们发挥自身的潜能；正是政权决定了共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目标。”阿兰·布鲁姆如是说。
扮成法官的鲍西允许夏洛克从巴萨尼奥身上割下一镑肉，但警告他不得带出一滴血。于是，夏洛克只得放弃了自己的复仇计划：不带血的肉，没法割嘛。政治就是文学的肉中之血。除非你选择的是僵死的文学或者占比例极小的模山范水的文学，否则，你不可能割下一磅不带政治之血的文学之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