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与雨果·上
伟大的文学是诗意化的伦理现象和审美化的人格现象，是蕴藏着爱、希望与启示的神圣事物。它是真理的火焰，它是信仰的光芒；它是无情世界的情感，它是无望时刻的希望；它是行到水穷处的诗人可以坐看的白云，它是天寒翠袖薄的佳人可以斜倚的修竹。谁若不爱伟大的文学，谁若没有养成阅读文学经典的良好习惯，谁就很难成为具有很高文化修养的人，谁就很难在认知、情感和人格等方面都达到较高的发展水平。俄罗斯文化大师利哈乔夫说：“保持文化修养的方法是不断读书，而且要有选择地读书，因为阅读是文化修养的主要教师……可以确保‘心灵的火焰不被扑灭’！”他所说的文化读物，首先是文学书籍；而他所说的“有选择”，就是选择那些真正有价值的文学经典。
路遥清楚地知道，只有接受那些伟大作家的影响，一个成长中的青年作家才可能获得良好的文化修养和文学修养，才有可能最终成熟起来。1982年10月4日，他在写给女作家刘凤梅的信中说：“我还想提醒你：你应该认真细致地阅读外国最著名的文学作品（主要是苏联和西欧几个国家的古典名著），这将大大开阔你的生活视野，同时也能提高文学文字的科学能力。总之，一个文明的现代人不知道这些人类已经具有的高度智慧结晶，是不可理解的。”他的这一观点，来自他自己的文学阅读和文化体验。如果说，《创业史》《红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牛虻》等革命叙事的作品，培养了路遥的文学兴趣和理想主义精神，那么，19世纪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20世纪人性化的现实主义文学（如肖洛霍夫、艾特马托夫、托马斯·曼和拉斯普京等人的作品），则在更高的意义上，改变了他的文学意识和价值观念。
路遥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写作，受俄罗斯文学和法兰西文学影响最大。利哈乔夫说：“俄罗斯古典文学随时与我们进行对话，这种对话特具引力，它能使我们变得崇高，能使我们懂得审美和伦理，可使我们变得更聪明，更多地积累生活经验，能使我们与作品中的主人公同呼吸、共命运，能使我们共同度过‘十次生命’，可验证几代人的经验并将这些经验融入我们的个人生活之中。”世界上一切伟大的文学，都具有这样的精神力量。路遥从托尔斯泰的作品中，感受到了这将人向上提升的力量，也从雨果和司汤达的作品中，感受到了同样巨大的力量。路遥在《〈人生〉法文版序》中说：“伟大的法国文学，无论是其古典作品，还是现代作品，都对我的文学活动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因此，当这本书译成你们优美的语言并被你们阅读时，我感到荣幸而愉快。”雨果是路遥热爱的伟大作家。雨果在《悲惨世界》中说：“人非有光不可。任何人进入无光处都会感到心焦。眼睛见到黑暗时心灵也就失去安宁。”雨果就属于创造光明和照亮人心的作家。路遥喜欢这种充满光芒和热情的作品。早在读大学的时候，他就读了雨果的长篇小说《九三年》。他还把这部小说推荐给在农村当干部的好友海波，要他写信谈谈自己的“看法”。路遥希望自己的朋友也能感受到雨果作品的精神之光。
1978年，路遥经常写信给海波，坦率地批评他“目光短浅，心浮气躁”，“不认真研究名著，只靠看杂志上小说‘过光景’”，见面的时候，反复向他推荐了托马斯·曼的《沉重的时刻》和雨果的《九三年》。海波回忆说：“当时我感到奇怪，直到他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发表并获奖后，我才理解了他当时的心情——《沉重的时刻》描写德国诗人和剧作家席勒在创作中，面对障碍时的心情；而《九三年》写的是光明与黑暗短兵相接时英雄主义的闪光。前者对应着他当时的心情，后者对应着他正在写的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海波说得不错。在路遥探索写作道路的“沉重的时刻”，席勒的精神给了他勇气和力量，雨果的经验则给了他灵感和激情。如果没有《九三年》的启示，就不会有《惊心动魄的一幕》。
事实上，通过细致的文本解读，人们会发现，雨果对路遥的影响，体现在具体作品的写作实践上——从写作技巧和叙事方法来看，雨果的经验让路遥认识到了强烈的对照修辞的价值，认识到了崇高的史诗风格的力量，并启发他以一种热情而亲切的介入性方式展开叙事；也体现在对人与生活、爱与同情、革命与人道主义等问题的态度和观念上——雨果的伟大作品点燃了路遥的理想主义激情，深化了他对革命与人道主义的理解，培养了他对底层人和不幸者的同情心。而雨果与路遥在性格、境遇和生活上的相似或差异，也为在他们之间展开“平行比较”提供了阐释空间。也就是说，关于路遥和雨果，我们的研究将在“影响比较”和“平行比较”两个维度展开。
一、童年的不幸与童年叙事
有人说，伟大的作家都有个不幸的童年。这句话也许不是普遍真理，但符合许多作家的实情。杜甫、韩愈、李贺、拜伦、巴尔扎克、雨果、狄更斯、夏洛蒂·勃朗特、托尔斯泰、杰克·伦敦、高尔基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等诗人和作家的童年，都很不幸。利哈乔夫在谈到生命和死亡的时候说：“假如生活中绝对没有任何悲伤和痛苦，这也不算是完整的生活。”[8]对作家来说，人生的苦难和不幸，包括童年的悲伤和痛苦，皆可视为“完整生活”的一部分。就积极一面看，作家童年的不幸，未尝不是一种特殊性质的幸运。如果作家内心有足够多的爱和热情，那么，他所经历的苦难，就具有特殊的价值，就会被转化成深刻的叙事内容和巨大的创造力量。
在伟大的文学中，有三种东西——爱、苦难和诗——不可或缺。没有爱，文学就缺乏善的力量；没有苦难，文学就缺乏真的深度；没有诗，文学就缺乏美的韵致。假如世界上所有的苦难都消失了，那么，文学很有可能随之消失，至少，那种充满净化力量的悲剧文学，将很难产生出来。所以，那些童年不幸的人，如果正好懂得爱，也有很高的才具，他就有条件成为优秀的诗人和作家。而那些童年幸福的人，若想成为作家，就得培养自己的同情心，培养对苦难的敏感——要使自己有一双看得见人间不幸的眼睛，要有一颗感受到别人痛苦的心灵。一个以作家自命的人，若对人世间的苦难无动于衷，那么，他就很难写出崇高而美好的文字，也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伟大作家。
雨果和路遥都是体验过苦难滋味的作家，也都是懂得爱的真谛的作家。
雨果的童年，是暗淡和不幸的，而路遥的童年，则更加暗淡和不幸。但是，他们靠着爱的热情，靠着诗的力量，极大地超越了自己的苦难和不幸。
雨果在《九三年》中说：“在我们身上造成黑夜的，也可能留下一些星星给我们。”童年的不幸，成年以后的磨难，都不曾消损他内心的爱和仁慈。雨果心灵的天幕上，布满了灿烂的繁星。
从外在的角度看，雨果的童年，简直算得上幸福。他家境优渥，衣食无虞，从未体验过饥饿的滋味；他门第尊贵，身份体面，压根不知自卑为何物。
人们知道列夫·托尔斯泰是伯爵，却不知道维克多·雨果也是伯爵。他是将军之子，但他并不以此为荣；他有伯爵的身份，但他放弃了这个名号。巴尔扎克曾经责备雨果说：“你怎么能如此从容地放弃法兰西世卿的称号，这是仅次于法国国王的最美的称号！”
然而，富有和体面，只是幸福生活的外在条件，并不能使一个人免遭苦难的蹂躏和不幸的侵袭。雨果的童年即便说不上特别悲惨，但也说不上特别幸福：“因为童年的天真从未停止受到威胁。在维克多·雨果的作品中，死亡的危险总是跟随青春的纯洁。”[11]父母的紧张关系，姑姑的乖张性格，都给他幼小的心灵造成极大的不安和苦恼。雨果关于儿童不幸的叙事之所以真实而感人，因为他自己就体验过童年的不幸。
雨果的父母性格差异大，政治立场也截然对立。父亲的性格，外向、热情而浪漫；母亲的性格，内向、严肃而克制。他们之间几乎总是格格不入，经常发生冲突。父母亲的这种性格差异和性格冲突，集中地反映在雨果自己身上：“一方面是雨果将军好色的气质，和他奇特的、常为怪诞所吸引的想象力，另一方面是索菲·特雷布谢严格的禁欲主义和对古典主义传统的兴趣；一方面是对荣誉的爱，另一方面是对暴政的恨；一方面是总带一点儿疯劲儿的强烈的诗情，另一方面是有产者的品德，这些品德对他的天性来说尤其可贵，是因为他受过家人给他天性所带来的痛苦。”
雨果的性格，就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那像火一样热烈的一面，来自他的父亲；那像水一样沉静的一面，来自他的母亲。
母亲索菲是个有男子气概的女性。她爱上了一个名叫拉奥里的男人。她对丈夫极度冷淡，甚至很少回他的信。雨果父亲也放弃了“重新赢得妻子欢心的念头”，选择跟“达尔梅夫人”一起生活；他在给妹妹的信里抱怨说：雨果母亲对金钱贪得无厌，“她只要有不顺心的事情，总是一意孤行，到处吵吵嚷嚷”。心情抑郁的母亲，长时间外出不归，也无心照顾怀抱中的婴儿。于是，雨果早早就断了奶，被托付给传令兵的妻子照顾。
这种不正常的家庭环境，极大地伤害了孩提时代的雨果。莫洛亚真实地还原了雨果童年的不幸，准确地揭示了他的忧郁性格的成因：“维克多依然身体羸弱，愁眉苦脸的。他的头很大，和身子不成比例，使他像个畸形的小矮人。‘人们发现他待在角落里，悄悄地在哭，不知道是为什么……’父亲把他托付给一个专带孩子散步的女人，维克多从一开始就无法忍受她。他怪她不讲法语，喊她是‘卡弟娃’——坏蛋。大家猜得到这个没有母亲、有着两个健壮哥哥的羸弱的小弟弟，心头究竟在想什么呢？他的忧郁性格就这样渐渐形成，并且，将在他具有神奇生命力的整个一生中不时地显露出来。”
虽然在社会生活上，雨果显示出健全而强大的人格，但是，在私人生活上，他却显得有些病态和软弱。他的多情和放恣，他对女性的过度依赖，他在情感生活上表现出来的自我中心倾向，多多少少都与他童年的痛苦经历有些关系。
1853年3月，雨果父亲将两个儿子交给寡居的妹妹监护。性格古怪的姑母限制孩子们的自由，不给他们钱，使他们“身无分文”，以至于不得不跟别人借钱；更可气的是，她竟然不允许他们到母亲家里过新年。孩子们对脾气暴躁、令人讨厌的姑母非常抵触，不加遮掩地表达了他们对她的不满和反感。雨果写诗表达了对母亲的思念和赞美，对父亲的失望和怨恨：“……侮辱/由父亲加给儿子，就是童年的结束。”在整个童年时代，雨果的心灵上都“笼罩着双亲反目的乌云”[17]。1818年8月，在题为《告别童年》的诗中，十六岁的雨果这样写道：“别了，童年美好的岁月，/转眼间已经高飞远走，/幸福啊，你把我们抛却，/幸福稀少，来不及享受。”
在他的诗句里，童年的自己，实可谓楚楚可怜：“光阴啊！你要童年何用？/或者说，为何把我改变！/我寻觅自己，唉，我只见/一个乖乖呜咽的孩童。”这最后一句，情见乎词，最是酸楚，足以使人看见他童年的委屈和痛苦。
好在，雨果最终把童年的不幸转化成了爱的热情和行动的力量。他有良好的意志品质，从不颓唐和沮丧，更不会向绝望低头。他相信，人类的心灵会向上发展，社会的脚步会向前迈进。在他的作品里，坚定的信念，像磐石一样稳定，爱的情感，则像火焰一样熊熊燃烧，爁炎不息。
也许，正是因为看到了雨果精神上的光芒和力量，吴达元先生才在《法国文学史》中介绍他的时候，大加揄扬，不吝赞词：“雨果不是时代病的诗人，他的诗没有拉马丁的忧郁情调，更没有维尼的悲观思想。”这些判断，大体不差。雨果确实像骑士一样浪漫，像传教士一样乐观，像斗牛士一样自信。
接下来，也许是为了给“没有时代病”的雨果，提供精神上的“健康证明”，吴达元先生便通过近乎随意的主观推想来自圆其说：“他生活在和睦的布尔乔亚家庭，有慈祥的父母，友爱的哥哥。精神和物质上，他都没有受过挫折。这样一个家庭没有悲伤的气氛，不会产生时代病的诗人。不幸的爱情是时代病一种病菌。雨果一生没有爱情的浪漫史。他早婚，爱他的娇妻，是个好丈夫。他的爱情没有遇着阻难，没有半点波浪。他不认识爱情的苦味，更不认识热烈疯狂的爱情。爱情在他的初期作品里没有什么位置。”[20]这样的赞辞，热情、慷慨，也许合乎人们的情感逻辑，但却与事实多相扞格。
当然，这种言过其实的情形，也不难理解。虽然孟子说过“说大人，则藐之”的话，但是，我们还是喜欢把“大人物”往好处想，甚至倾向于把他们想象得白璧无瑕、完美无缺。也许吴达元先生并无这样的脾性，但是，客观条件还是限制了他的视野和意识。例如，20世纪40年代，他在西南联大撰写《法国文学史》的时候，莫洛亚的《雨果传》尚未出版（1954年出版），因而，也就无法通过这部传记，完整地了解雨果其人。
莫洛亚的《雨果传》公听并观，不为尊者讳，将传主精神上的明面与暗面一并写出，使人们有机会看见一个复杂而真实的雨果，一个幸福而又不幸的雨果，一个伟大而又庸常的雨果。雨果父母的家庭，雨果自己的家庭，皆极不和睦，甚至很有些“悲伤的气氛”。他没有患上“时代病”，实属侥幸，端赖他性格外向而浪漫。他总是通过充满热情的写作来实现心理上的平衡和超越，通过对爱情的不断追求来克服精神上的孤独和压力。他终其一生，“从心而动，不违自然所好”，颇有“爱情的浪漫史”，常常身陷爱情的“波浪”，所以，他不仅尝过爱情的“苦味”，也认识“疯狂的爱情”。他也许不是最差的丈夫，但实在很难说“是个好丈夫”。另外，在他的诗歌、戏剧和小说作品里，爱情主题始终占着重要的位置。
总之，理解雨果的一生，用得上美国诗人威斯坦·奥登在阐释荷马的“悲剧世界”时说过的一句话：“人们快乐、难过、战胜、失败，最后死去。这就是全部。”
雨果有欢乐，也有痛苦；有成功，也有失败。他的家庭固然有其乐融融的时刻，但也有“悲伤的气氛”，而他自己成年以后的人生，更是充满了横祸和苦难。
比较起来，路遥的童年，简直就是浸泡在苦水里的一枚苦果，实实在在是悲惨和不幸的。如果说，雨果童年时代的痛苦，主要是精神上的，是一种惶惶然的不安全感和不自在感，那么，路遥童年时代的痛苦，就是双重的——既要承受极度贫穷的煎熬，又要承受极端自卑的折磨。雨果童年时代的不幸和痛苦，纯粹是发生在一个法国家庭内部的寻常现象，而路遥童年时代的不幸和痛苦，在困难时期的中国农村，可谓比比皆是，在在可见，是一种严重而异常的现象。
1949年，路遥出生在陕北偏远而贫穷的农村。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血统农民的儿子”
。在各种灾害和灾难频频侵袭的农业社会，农民常常首当其冲，最容易陷入吃不饱穿不暖的困境。从少年时代起，路遥就饱受饥寒之苦。由于孩子多，负担重，日子实在过不下去，父亲便将路遥过继给膝下犹虚的伯父。在他的记忆里，童年阶段的生活，没有无忧无虑的幸福和快乐，只有可怕的贫穷和饥饿；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也没有吃过几顿好饭——吃过的好饭，他可以一顿不落地记起来。也许，因为童年的记忆太过痛苦，太过沉重，所以，在文学讲座里，在文学访谈里，在《早晨从中午开始》等文字里，路遥常常不惮絮烦，屡屡述及自己孩童时代的不幸。
童年生活的成人化，是一种巨大的不幸。他的人生从冬天开始，接下来是短暂的夏天和秋天，随后又是漫长的冬天。命运像一把无情的剪刀，将那原本应该像春天一样美好而欢乐的童年，从他的人生画幅里硬生生地剪掉了。他从很小的时候开始，便像大人一样为生活而忧愁和焦虑。他在《答〈家庭教育〉记者问》中说：“我似乎有一种感觉：我生下来就是大人。严酷的生存环境使我的童年是用成人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这个社会，这片黄土地……”这是一段极为沉痛的话。有什么比拿走一个孩子的童年更让人惋伤的呢？有什么比把成人的烦恼压到孩子心上更令人悲哀的呢？
饥饿和贫穷意味着对人的双重伤害和侮辱：既是对肉身的伤害和侮辱，也是对人格的伤害和侮辱。1991年6月10日，在回答读者提问的时候，路遥谈得最多的，就是饥饿和屈辱，“农民一生最大的理想就是吃饱肚子。……就是这样一个渺小的目标，大部分人、老一些的农民都没有实现”；而他自己则是在“无比屈辱的环境中度过了童年”。
他用“爬下水沟”来形容自己的屈辱感受：“想起自己青少年时期那种艰难，叫你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从下水沟里一步一步爬出来的。说到这里，我想起小时候有一个情节在脑子里印象很深，就是爬下水沟，这也是我整个童年、青少年时代的一个象征。”
路遥的“下水沟”意象，很有概括力和象征意味，使人油然联想到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对巴黎下水道的描写。
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个农村青年的自尊心会更加敏感，而他所感受到的精神痛苦，也就更加强烈。严重的身份焦虑和自卑心理，极大地折磨着路遥的心灵。他为自己的农民身份焦虑，为别人的鄙视和白眼而深感自卑。他在《答中央广播电视大学问》中说：“当时我在的那个班是尖子班，班上大都是干部子弟，而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受尽了歧视和冷遇……”[27]许多年后，即便功成名遂，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的伤害记忆，依然像尖利的牙齿，时时啮噬着路遥的心灵。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他历经坎坷，吃尽苦头。路遥对长时间在医院陪护他的航宇说：“我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苦命人。”[28]他的弟弟王天乐说，苦难是路遥“永恒的伴侣”[29]。“苦命人”和苦难“永恒的伴侣”，都是很有概括力的表达。路遥创造了辉煌的文学成就，也吃尽了人间的苦头。
路遥作品的吸引力，来自他的真诚和勇气，具体地说，来自他在面对和叙述苦难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坦率和勇敢。面对苦难的积极态度和正常方式，并不是忽视和遗忘，而是正视和讲述。要知道，就连华盛顿那样伟大的人物，也“经常诉说自己失恋的痛苦。这种痛苦或许反而使得他的风度显得温文尔雅，以致赢得女士们的青睐”[30]。路遥的个性力量，他的作品的感染力，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他对痛苦和不幸的敏感，就来自他对苦难命运的坦率态度和真实表达。
路遥有坚强的意志，也有超越苦难和不幸的能力。他会咂摸苦难的滋味，但他心中没有化解不开的怨恨。巴尔扎克的童年遭遇，也像路遥一样不幸——他刚一出生，就被送到乡下托给别人抚养。巴尔扎克在长篇小说《幻灭》中多次强调苦难会成就一个人：“痛苦能使一切变得伟大。”[31]小说中的杰出作家大丹士对吕西安说：“一个人要伟大，不能不付出代价。天才的作品是用眼泪灌溉的。才具是有生命的东西，同一切生物一样有他多灾多难的童年。”[32]但是，巴尔扎克自己却并不那么超然。他为自己童年所受的痛苦，而深恨其母，甚至说过很重的话：“我母亲的冷漠使我的身心遭受到多么不良的影响！难道我只是义务的产物，偶然的产物？……”[33]他甚至说出了这样的狠话：“我从来没有过母亲。”[34]他将自己所有的不幸，都归罪于母亲：“我的母亲是我一生中所有灾难的原因。”[35]路遥精神上所受的伤害，无疑更为严重，但是，他内心的怨郁，却不像巴尔扎克那样强烈。在他回忆童年的倾诉里，固然也有情绪性的话语，但是，他从未像巴尔扎克那样重责父母。
莫洛亚在《论司汤达的〈红与黑〉》中说：“人的气质差不多从童年时代起就已定型。一个人在八岁时，不是成为悲观主义者，就是乐观主义者。长大成人之后，这种气质也很少会变化。一个吃尽苦头的孩子，长大后必然是一个悲观主义者，除非他后来的生活无限幸福，也许性格会开朗些。或者后来的境遇与此相反，不过，那个童年时代遭逢不幸的人，在气质上依然会有点忧郁、胆小。”[36]事实上，在一个人的身上，乐观与悲观兼而有之的情形，似乎更为常见。路遥的性格是忧郁的，但也是乐观的。从性格倾向看，他是敏感的，但是从意志品质看，他是坚强的；从生命意识看，他是悲观的，但是从生活态度看，他是乐观的。因而，他本质上是一个意志坚强的悲观主义者，或者说是一个充满浪漫激情的感伤主义者。正因为乐观，他才在《答陕西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问》中提倡浪漫精神，认为“罗曼蒂克能带来一种生活的激情”，批评“现在青年人的罗曼蒂克精神太少了”[37]；正因为悲观，他才说自己“对命运的无情只有悲伤和感叹”[38]。路遥最终将悲观和忧郁的情绪，转化为一种深刻而充满力量的悲剧意识。他承认人的生命和能力的有限性，不太相信人生绝对的成功和完全的胜利。所以，他的小说中的几乎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止步的边界。他们只在自己人生的可能性范围内梦想和追求、生活和死亡。
童年的经历和记忆，会影响作家的意识和心理，也会极大地影响他的童年叙事。
童年的痛苦使雨果对儿童的不幸特别敏感。在19世纪的伟大作家中，雨果与狄更斯对儿童的命运最为关注。但是，狄更斯的儿童叙事，充满了眼泪和叹息，但雨果的童年叙事似乎更为悲惨，更加令人震撼。
儿童是一个社会最脆弱的群体。他们的境遇最能反映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在《悲惨世界》里，珂赛特和德纳第的两个女儿，“年龄合起来都还不到二十四岁，可是她们已经代表整个人类社会了，一方面是羡慕，一方面是鄙视”[39]。假如没有珂赛特这个人物，《悲惨世界》也会让人感受到它巨大的史诗力量和批判力量，但是，绝不会像现在这样，因为一个陷入困境的小女孩所承受的痛苦，而使全世界读者的同情心都变得更加温柔和敏感。
雨果喜欢让儿童出现在人类生活最具考验性的场景里。如果说，列米佐夫是在现实主义和日常生活的情景里赞美儿童，那么，雨果就是在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的叙事里赞美儿童。列米佐夫短篇小说《繁星》中的热尼亚和《阿廖努什卡》中的阿廖努什卡，都是欢乐和可爱的，而他们的微笑，也像上帝的光辉的闪耀[40]，但是，这一切不是用夸张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而是通过对日常生活细节的近乎平淡的描写表现出来的。然而，在雨果的小说里，儿童总是被置于极为特殊的考验性环境里，常常被赋予深刻而丰富的象征意义。在《九三年》的浪漫主义叙事里，一开始，他就描写了出现在索德烈森林的米舍尔·佛莱莎和她的三个孩子。这绝不是一个随便的情节设置，而是一个很有意味的象征。在任何正常的情况下，儿童都应该是离战场最远的人。然而，在1793年，可怕的战争却将儿童卷入其中。雨果用儿童天使般的可爱和纯真，来显示成人世界的可悲和混乱。在雨果的对照修辞里，儿童是仇恨时代的爱，是动荡时代片刻的安宁，是冰冷时代一抹温暖的光芒。在雨果的笔下，孩子所发出的声音，就是最美的诗和音乐：
小孩的咿呀，就是鸟儿的歌唱。他们唱的是同一种赞美歌。这种赞美歌是不清晰的，断断续续的，却充满了深沉的意义。孩子和鸟儿不同的地方，是孩子的面前还有人生的悲惨的命运。因此，听见孩子唱歌的人，就会感到忧郁，这种忧郁和唱歌的孩子的欢乐混在一起。在人世间所能听到的最崇高的赞美歌，就是从孩子的嘴里发出来的人类灵魂的喃喃的话语。这种只是出自本能的把思想表达出来的模糊的低吟，包含着一种对永恒正义的不自觉的呼吁；也许这是迈进人生门槛以前的一个抗议；这个抗议是谦卑的，也是刺心的；这个无知的小生命对着宇宙微笑，使得宇宙万物要对这个软弱而赤手空拳的小生命的将来命运负责。
在雨果的叙事中，儿童意味着纯洁的良心和永恒的正义。他们所发出的声音，既是对美好世界的赞美，也是对苦难人间的抗议；既是对和解与和平的呼唤，也是对战争与暴力的谴责。甚至，就连他们在图书室对图书的“破坏”，都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正义性：“这件工作花费了几个钟头，可是他们终于达到了目的；圣巴德罗缪的东西一点也没有剩下。”[42]所以，这三个“无名的乡下小孩”，“比国王，王座，王权和十五个世纪的君主政治更重”。他们身上的强大而神奇的精神力量，可以为可怕的战争按下休止符，可以使可怕的复仇者瞬间变为仁慈的拯救者。他们象征着受苦受难的人类，也像天使一样，象征着爱和救赎：
拿着屠刀的人变成了一个光明的天使。地狱里的魔鬼又变成了天上的晓星。朗德纳克用一件牺牲的行为赎回了他的种种野蛮行为；他失去了自己的肉体，却救了自己的灵魂；他又变成了无罪的人了；他给自己签发了赦罪书。难道宽恕自己的权利就不存在吗？从今以后他是一个可敬的人了。
雨果的儿童叙事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也赢得了学者和批评家的普遍好评。英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并不认同雨果的浪漫主义文学，对他的小说写法和小说作品，多有苛论和否定。但是，对《九三年》中的儿童叙事，他却评价很高：“书中唯一的真正动人之处是偶尔出现的三名儿童，他们的奇遇才是情节迭起的部分。这一部分很有魅力，闪耀着诗人最辉煌的诗意。”[44]1885年，雨果去世两个月后，英国女作家奥丽芬特撰写文章，称赞雨果同情弱者和受压迫的人，对他的儿童叙事，亦极口称扬：“出现在炮火和燃烧，在种种冲动和力量的角斗中的三个孩子，是基调阴沉的《九三年》的魅力所在，亦是年事已高的雨果的魅力所在。据我们所知，文学中没有任何对童年生活的描写堪与‘圣巴德罗缪的屠杀’一章相提并论。其他的成年人可能是一些类型或象征，可是这些孩子活着，呼吸着。”[45]是的，雨果的儿童叙事，是美的诗篇，也是善的布道书。假如没有“圣巴德罗缪的屠杀”等章节对三个孩子的描写，那么，《九三年》便会暗淡很多，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充满美和爱的力量。
路遥也像雨果一样爱孩子。他爱自己的女儿，也爱所有可爱的孩子。在路遥的照片里，只要有孩子出现，他的表情就是放松而喜悦的。路遥对孩子的喜爱，也表现在自己的小说写作里。在《黄叶在秋风中飘落》和《平凡的世界》等作品里，路遥都写到了儿童。他笔下的儿童形象，也许不像雨果小说中的珂赛特和三个无名的乡下孩子那样，包含着令人震惊的社会内容和象征内涵，但却有助于我们了解特殊时代的世态人情，了解路遥自己的内心世界和儿童时代的痛苦经历。
在路遥小说中，孩子们的童年生活，很少是圆满和幸福的——不是父亲缺席，就是母亲缺席；不是缺乏父爱，就是缺乏母爱。《在困难的日子里》的马建强三岁就失去了母亲；爸爸既当父亲，又当母亲，“在十几年并不轻松的生活中，硬是他一手把我拉扯了这么大”[46]。《黄叶在秋风中飘落》中的兵兵，因为母亲移情别恋，爱上了县里教育局的副局长，将他遗弃在当小学教师的爸爸身边，给他幼小的心灵造成严重的伤害。当然，路遥这些小说的重心，并不在孩子身上，而在表现少年痛苦的饥饿体验和艰难的精神成长，或者表现成人世界的身份焦虑、性格冲突和情感矛盾。尽管如此，人们依然可以从这些儿童的身上，依稀看见路遥自己的童年经验和心理情结，依稀看见他那被贫穷、饥饿和屈辱摧折的童年。
在路遥的叙述中，儿童的不幸，多是因为父亲的软弱和无能造成的。路遥笔下的父亲，通常是缺乏力量的。那些善良而勤劳的父亲，如孙少平的父亲孙玉厚，甚至没有能力让自己的孩子吃饱穿暖；而那些没长大的父亲，像兰花的丈夫王满银，则游手好闲，不仅不能为妻儿撑起一片天地，还需要妻子的翼护：“他突然感到自己脆弱得像个需要大人保护的儿童。在他眼里，如今身强体壮的兰花不仅是他的妻子，也是他的母亲。他甚至感到连猫蛋和狗蛋都比他强大。”[47]这样的男人，不是称职的丈夫，也不是称职的父亲。他的孩子，注定不会有安全感很强的童年。
在《平凡的世界》里，至少有两个家庭的儿童，因为丧失或缺乏父爱，而陷入不幸的境地。郝红梅的儿子还未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因为事故离世。孙少平的姐姐孙兰花嫁给了“逛鬼”和“爬熊”王满银。她的两个孩子猫蛋和狗蛋，则因为这个不务正业的父亲常年不在家，而感受不到父爱。他们的父亲因为卖老鼠药而被拉到工地上强制劳动，母亲则除了回到娘家哭诉，别无办法：“这个恐惧不安的女人，只是扯着她妈的袖口哭个不停。瘦小而单薄的她妈也只好陪着她哭。两个大人哭得顾不了娃娃，猫蛋和狗蛋又不知两个大人怎么啦，也揪着母亲和外婆的腿放开嗓子嚎。”[48]这两个孩子，除了要忍饥挨饿，还要跟着母亲一起承受父亲所造成的无助和压力。
然而，路遥对儿童终究是爱和温柔的。他从不用极端的方式写儿童的痛苦，也不写儿童的死亡。他让他们体验冬天的寒冷，但最终会给他们春天的温暖。这样，他的儿童叙事，就具有这样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方面，在他对儿童的不幸和痛苦的真实描写中，分明可以看见作家自己童年生活的影子；另一方面，儿童的不幸，最终都被克服了，即陷入不幸的儿童，都实现了命运的逆转，得到了自己的欢乐和幸福。
善和爱是雨果和路遥的儿童叙事的共同特点。他们都写儿童的悲惨境遇，但是，他们都用爱的态度和诗的方式来面对和描写苦难，最终将自己笔下的儿童叙事，提高到了美好的境界。
二、爱情、婚姻与人生的磨难
作家研究人的情感和性格，也最懂得人心和人性。深刻的理解是正确地行动的必要前提。但是，知易行难，“能理解”并不意味着“能做到”。知与行的脱节，常常表现在作家的爱情和婚姻生活上。诗人和作家赞美爱情，但是，他们未必能将爱的原则贯彻到底，未必有能力维持爱情与婚姻、家庭与事业之间的平衡。他们的爱情生活，通常是浪漫而热烈的，但他们的婚姻生活，大都是乏味而沉闷的，有的甚至压根儿就是失败的。路遥和雨果的爱情和婚姻，亦未脱这“始于欢者终于悲”的模式。
雨果与妻子阿黛尔·富歇称得上是青梅竹马。他们的爱情虽然受到雨果母亲的阻挠，但是，他们不离不弃，终成眷属。事实上，即便在恋爱的季节，他们之间也时有龃龉，所以，莫洛亚说：“他们的爱情从其曙光初照时便已暮色深沉了。”[49]他们婚后的和谐关系，仅仅维持了八年。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他们虽然仍然一起生活，但婚姻却名存实亡。
1831年夏，阿黛尔不再爱她杰出的丈夫了。她爱上了文学批评家圣勃夫。这让雨果极为痛苦。在一篇文字中，他这样表达了自己的心情：“爱着人又不为人所爱，这种人是多么不幸啊！啊！这真是可怕的事情。看看这个女人吧。这个活生生的人多么迷人。她温柔、白皙、单纯。她是家中欢乐与钟情的对象。可是她不爱您。她也并不恨您。她不爱您，就这么回事。”[50]从妻子那里得不到爱，雨果便向别处寻找。从1833年2月16日开始，雨果开始与朱丽叶·德鲁埃同居；他们的关系稳定而牢固，维持了整整五十年，直到朱丽叶于1883年5月11日离世。
在写给朱丽叶的一千多封信中，雨果用火一般热情的语言，表达了自己对她的爱和依恋。在1863年12月31日的信里，雨果这样写道：“温柔的天使，我给你寄上我的灵魂。请你接受并把它同你的灵魂一起带向天国吧。请多保重，等我结束我的事业，或差不多结束的时候，让我们一起离开人间。无论今生还是来世，一分钟也不分离，这就是我向上帝要求的。……跟你在一起，我无所不能；没有你，我甚至没有存在的勇气。”[51]许多年后，在1881年5月21日的信中，他的爱情之火，依然熊熊燃烧：“……假若没有爱情，我们便一无所有。我爱你。我现在像在差不多50年前与你初恋时那样爱你。……我爱你；这意味着它的永恒和我们的永恒。让我们相爱吧！这就是一切。让我们相爱，相爱，一直到永远。”[52]虽然雨果与朱丽叶的爱情，是热烈而持久的，但这并没有改变雨果在情感生活上的浪漫主义倾向，也不影响他与多名女性保持亲密的关系。
1844年初，雨果与上流社会的贵族小姐莱奥妮·多内恋爱了。他给莱奥妮写的情书，像他写给朱丽叶的情书一样真诚和热情：“你充满了我的整个心头，我崇拜你，你是我眼中的光明，你就是我心脏跳动的源泉……我爱你，你明白吗？……我爱你，言语不足以表达，顾盼、热吻不足以传情……”1872年至1875年，他还与女演员萨拉·贝尔纳、二十二岁的朱娣特·戈蒂耶和二十二岁的洗衣女工白朗什（亦译“布朗什”）情意缠绵，暗通款曲[53]。不仅如此，雨果还喜欢像拜伦那样炫耀自己的罗曼史，甚至喜欢记录自己的风流生活：“流亡根西岛期间，维克多·雨果在一个黑色的记事本上，用拉丁文和西班牙文加密，巨细无遗地记录了他的风流韵事。这些内容由年轻床伴的姓名、日期、某些地点，以及作家每次与她们相处时所做的事组成。”[54]在叙述和评价雨果的爱情生活的时候，莫洛亚的态度是理解和宽容的，但他的笔下，也含着明显的讽意：“唉！这些信与他以前写给朱丽叶的信一模一样。这是因为男人本性难移，也因为心中的情人这个角色总是同一个样式，还因为男人只限于把这个角色分配给更年轻、更适合这份工作的女演员去扮演而已。”[55]雨果有伟大的思想，也有伟大的人格，但是他的情感生活，却有些放恣和混乱。在处理两性关系的时候，他缺乏理性和自制力。
在《九三年》里，在谈到西穆尔登的“独身生活”的时候，雨果说了这样一句话：“没有什么东西比这种制欲的生活更危险的了。”[56]他可能没有意识到，在西穆尔登身上，最危险的并不是“制欲”，而是他关于革命的绝对化观念。事实上，纵欲的生活即便不是比制欲的生活更危险，也绝对不会比它更安全，更可取。雨果的放纵欲望的生活方式，也许没有影响他的文学事业，却像莫洛亚所批评的那样，严重地影响了他的社会生活：
要是他的私生活不那么乱七八糟，更为检点的话，那么他在社会生活中本来会更坚强有力一些。责任、感激、爱情和欲望，使他成了旧日的私情及贪婪的女人的奴隶。三个女人——几乎就是三个妻子——阿黛尔、朱丽叶和莱奥妮，住在蒙马特尔高地他的附近，整个圈子很小。他对其中的每个人都得分出一部分时间，从这个女人跑到那个女人；当怀里抱的是朱丽叶时，总免不了给阿黛尔或莱奥妮撞上。在一定程度上，这两个人已联合起来反对三人中最得宠的这一个了。
像莫洛亚一样，法国文学史家朗松也对雨果的缺乏克制的情感生活，尤其是对他的男权主义的女性意识，尖锐批评，痛下针砭：“在他为一己私利谈到爱情的时候，在他对女性虚情假意的殷勤之中，在他出色的华丽词藻里面，有少许很具体的肉欲掺和了进来。他不会头脑发昏，无法体验巨大的激情。他高高在上，作为一个会沉思的诗人，非常乐意将女性的爱情视为‘脚边的一只狗’。……还应当公正地作如下补充：雨果对人类、对卑贱者和穷苦人整体的爱，是非常真实的。”[58]两位法国学者对雨果的批评说明什么呢？说明再伟大的作家都是人，都难免有人身上的局限和弱点。正因为有情感、性格甚至道德上的某些缺陷，他才是真实的人；正因为他能在那些重要的方面，超越人性和社会所加的限制，达到很高的境界，所以，他成了伟大的人。
更何况，文学写作原本就是一种特殊的精神劳动。它给作家带来巨大的快乐，但也有可能使他们变得性情乖张。很多时候，一旦进入紧张的写作状态，作家的心里，便只有眼前的工作。他们遗忘了现实世界。写作之外的人和事，很少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他们的事业与生活，就像跷跷板的两端一样，这边高的时候，那边就会低。他们的情感和注意力，仿佛沙漏计时器中的沙子一样，要么流向这边，要么流向那边。只有杜甫、托尔斯泰和梅列日可夫斯基这样的诗人和作家，才有能力在生活与写作之间，维持一种平衡而和谐的关系。那些缺乏平衡能力的作家，往往很难成为称职的丈夫。雨果不是称职的丈夫，路遥也不是。
沉重的文学劳动压迫着雨果的心灵。在婚姻生活上，他精神的天空，多有厚厚的乌云，少见灿烂的阳光。他失去了对家人的温情和耐心：“就像母亲的全部身心献给她的孩子一样，诗人的全部身心献给他的作品。他变得苛求、武断、盛气凌人。如同她订婚时所预见的那样，阿黛尔发现维克多成了个专横的领主。”[59]雨果是这样的“专横领主”；有的时候，路遥似乎也是。只是由于特殊时代的禁欲主义文化的影响，由于个人性格和地域性格上的原因，在情感生活上，路遥的态度是内敛而克制的，不像雨果那样恣意和浪漫。雨果写了大量的情书，激情四溢，毫不遮掩；路遥肯定也写过情书，但数量恐怕不会很多，情感也不会像雨果那样浓烈和外向。
路遥的个性和才华使他显得与众不同，也为他赢得了女性的好感。在爱情上，他像雨果一样幸运，总是受到知识女性的青睐。与一位北京知青失败的初恋，带给他极大的伤害，甚至使他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同为北京知青的林达，却用温暖和体贴的爱，平复了他内心的创伤。在那个城乡差别极大的特殊时代，林达对路遥的跨越阶层鸿沟的爱，可谓勇敢而富有牺牲精神。她不仅在精神上给了路遥纯粹而美好的爱情，还在物质上给路遥提供了慷慨的帮助，帮助他摆脱了经济上的困窘。在病榻上谈到林达的时候，路遥曾经心怀感激地说：“年轻时在延川插队，也确实帮我解决了不少困难，那时候我是一个穷光蛋，要什么没什么，家里的光景过得一烂包，人家那时候没有嫌弃我，还用她自己省吃俭用的钱供我上的延安大学，从这一点上，我还得感谢她为我做出的牺牲。”[60]事实上，林达带给路遥的，远不止这些。这个具有归国华侨背景的北京知青，这个具有良好家教和不俗才情的女性，给路遥的内心生活带来的积极影响，绝不会比田晓霞带给孙少平的更少。可以肯定地说，没有林达的爱和支持，无论路遥的人生境况，还是他的文学事业，很有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
然而，路遥并没有用心守护自己的婚姻，或者准确地说，并没有处理好事业与家庭的关系。莫洛亚批评雨果：“他这个人兴趣极少，魅力极大，政治和美貌女子使他脱不开身。”路遥的兴趣，并不算少——他喜欢聊天，喜欢音乐，喜欢唱民歌，喜欢“边编边说”的“练嘴子”[62]，喜欢足球，对UFO也兴趣盎然。他像雨果一样，是有魅力的；也像雨果一样，特别关心政治。但是，他最大的兴趣和热情，在文学一边。真正使路遥之死靡他，抛舍不下的，只有文学。
路遥把文学当作神圣的宗教，甘愿做这宗教虔诚的圣徒。1984年12月，他在《答〈延河〉编辑部问》中说：“要求自己写作时的心理状态，就像教徒去朝拜宗教圣地一样，为了虔诚的信仰而刻意受苦受罪。工作中由于艰难而难以忍受之时，闭目遥想那些衣衫褴褛、蓬头垢面而艰辛地跋涉在朝圣旅途上的宗教徒，便获得了一种力量。”[63]七年后，在题为《文学·人生·精神》的演讲中，他再次向听众说明他写作时的心无旁骛的工作方式：“我进入了工作间以后，就把所有的事、所有的思潮、所有外边的喧嚣全部都赶出房间。我就是一个世界。”[64]他把自己的健康和生命，把自己的婚姻和家庭，都奉献给了文学这个特殊的宗教。为了文学，他远离舒适的都市，他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他在《写作是心灵的需要》中，要求自己做好准备，“准备去流血，流汗，甚至写得东倒西歪不成人样”[65]；要“能忍受寂寞，须把自己长期封闭在一个孤独的世界里，排除一切干扰，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他的“野战”和“夜战”式的写作习惯，不仅给自己的生活造成极大的不便，给自己的身体造成极大的伤害，也给自己的家人带来极大的困扰和痛苦。
路遥对文学的热爱和痴情，与他对妻子的冷漠和怠慢，形成了极为尖锐的对照。他对妻子林达的态度，就像雨果对妻子阿黛尔的态度一样，也是“盛气凌人”的，甚至缺乏起码的关心和体恤。关于路遥的家庭生活和夫妻关系，航宇这样写道：
路遥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也是事实。比如说家里没吃的面了，需要换煤气了，这些本来是男人干的营生，都让林达一个人干了。你想想，一个女人，买十几斤粮可以，要她往三楼上扛煤气罐，就有些力不从心了。别说是高干家庭出身的一个女人，就是一个农村妇女也不会干这样的事情。天长日久，难免会产生一些矛盾。
对于这些，林达一般采用妥协的办法，跟他吵闹有什么用，他不是照样我行我素，只能忍气吞声地维持这种看似平静如水，实则暗波涌流的夫妻关系。所以单位的人或多或少知道俩人关系并不怎么融洽，但没人相信他俩会走到离婚这一步。
……有次，林达不知怎么把自己的脚崴了，行动十分不便，需要在东大街的一个诊所去按摩，而作协到东大街还有一段距离，她一瘸一拐无法过去，需要人帮忙才能到那个诊所。
路遥不知为什么没有送林达，而是走到我房子，有些抱怨地对我说，林达把脚崴了，连路都走不了，你去把她背下来，用自行车把她推到东大街去按摩。
我看着路遥说，我背她下楼，那你呢？
我还有事。路遥这样给我一说，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一样，至于我送不送林达去按摩，那是我的事，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而他已经走了。
怎是这样一个人？我心里不高兴地这样想。[67]
—— [67]航宇：《路遥最后的人生》，未刊稿；正式出版的时候（易名为《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出版），这几段文字，惜未保留。
路遥此处的态度和行为，实在令人大感诧愕，大惑不解。虽然陕北男人身上，多多少少都有些“大男子主义”习气，但是，如此漫不经心者，似乎并不多见。这也许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冷暴力”，但也实在算不得合乎夫妻伦理的正常表现。
当然，在两性情感上，路遥是严肃的。他不会像雨果那样浪漫，也不会像他那样纵情。在情感生活上，雨果激情澎湃，精力旺盛——1885年4月5日，他去世前不久，还与二十二岁的布朗什·朗万（Blanche Lanvin）约会[68]。路遥固然不是禁欲主义者，但是，他有良好的自制力，绝不会任由爱情的藤萝，同时向几个方向攀缘，同时缠绕到多个女性的花架上。这种差异，当然与两个人的气质和性格有关系，但也是由包括气候在内的自然环境造成的。孟德斯鸠说：“在北方的气候里，爱情在生理方面几乎没有力量让人感觉到它。在温暖的气候里，爱情带有成千上万的附属物；有些东西乍一看像是爱情，使人感到愉悦，但是这些东西并不是爱情本身。在更炎热的气候里，人们只为爱情本身而热爱爱情。爱情是幸福的唯一源泉；爱情就是生命。”[69]北方的气候虽然寒冷，但似乎并不影响人们从生理方面感受爱情。当然，与气候较热的南方相比，北方人的爱情意识和爱情感受，也许确乎不同。至少，在爱情生活和爱情叙事上，生活在欧洲温暖气候环境中的雨果，显然比生活中国北方气候偏冷环境中的路遥，要更浪漫，更有激情。在路遥那里，爱情固然重要，但并不意味着一切，也并不比生命更重要，所以，人们对待爱情的态度，就显得克制而理性；在雨果那里，“爱情就是生命”，无论是雨果自己，还是他小说中的人物，为了追求爱情，常常表现出一股不管不顾的劲头。
雨果与哥哥们的关系，既是友爱的也是紧张的，有时甚至是悲剧性的。雨果的哥哥欧仁精神不正常。他爱着雨果的未婚妻阿黛尔。1822年10月22日，在雨果举行婚礼的夜晚，“欧仁狂暴的精神病大肆发作。他一向性情抑郁，总觉得有人在迫害他。他爱着阿黛尔，往日难忍的嫉妒使他痛苦。见到弟弟的幸福，他再也受不住了”[70]。欧仁的病几乎是致命的，“医生说这病无法可治；可怜的欧仁成了一个活死人，最后连两个兄弟也很少来看他了”。
路遥与兄弟姐妹的关系，大体上是亲近而和谐的。在帮助弟弟们的时候，他是不遗余力的。路遥在世的时候，家人俱皆安好，只有姐姐因病早逝。姐姐的死，使路遥极为悲痛。王天乐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的姐姐为了挖野菜从悬崖上摔下来，成了心脏病。路遥在这个时候才回过几次家，目的是想救活我的姐姐，他多次跑西安，给我的姐姐买药，想办法救活这个善良的生命，但姐姐还是在27岁的时候走了。我和我的父亲把她送上山。路遥对我说，一定要写出姐姐壮丽的人生悲剧，但这部作品必须得到了五十岁以后才能写，否则，承受不了这么大的悲伤。”[72]对路遥来讲，姐姐的不幸早逝，是一件极大的灾难性事件。这件事无疑强化了他对人生苦难的感受和认知。所幸几个兄弟的病故，是他离世之后的事情，否则，这一连串的不幸，一定会给他造成更大的痛苦。他在病苦中与弟弟王天乐反目，固然令人惋惜，但也是人世间常见之情形，无足惊怪。
比较起来，雨果所遭遇的生离死别的大悲痛，远比路遥要多。从1823年开始，他的多位至亲相继死亡。长辈和同辈人里，先是母亲和二哥欧仁病故。1828年1月28日，父亲雨果将军突然中风去世。他一生里埋葬了自己的四个孩子。1823年10月9日，他的第一个儿子小莱奥波德·雨果夭折。1843年9月1日，他的女儿莱奥波特蒂娜和丈夫在维勒基埃的海水中溺亡：“维克多·雨果因为女儿的死而一蹶不振。到了十二月，他还没有从沉重的打击中恢复过来。”[73]还有两个儿子早亡——夏尔死于中风，弗朗索瓦-维克多死于结核病。他的美丽的小女儿阿黛尔则命途多舛，境况凄惨。她爱上了英国男子艾伯特·平逊，一直追到加拿大，才搞清他已婚的真相；因为心理大受刺激，无法正常生活，她只得常年住在精神病院里。小阿黛尔一直活到了八十五岁。她是雨果家族最长寿的人。
雨果生活条件优越，生命力顽强，乐观而健康地活了八十三岁。
由于童年时代备受贫穷和饥饿的摧折，由于极端化的文学劳动所造成的伤害，路遥只活了四十二岁。
然而，无论年岁颇长的雨果，还是英年早逝的路遥，人生的路途都不平顺，都承受了许多的苦难和不幸。也许，正因这苦难和不幸，他们才深刻地理解人生，才懂得同情弱者和不幸者，才将人道主义当作自己创作的根本原则。他们用爱的精神之光，照亮了“悲惨的世界”和“平凡的世界”；用升华了的苦难，铸造了不朽的文学丰碑。
写作是极为艰辛的劳动，甚至是充满危险和考验的远征和历险。伟大的作家都是伟大的征服者和探险家，也是伟大的牺牲者。他们不仅牺牲了自己的自由、健康甚至生命，也牺牲了家人的欢乐和幸福。
他们必须远离人群，独自承受一切压力和痛苦，就像艾略特所说的那样：“文学艺术迫使人抛下他拥有的一切——甚至包括整个家族——而孤身追求艺术。因为艺术要求人既不属于他的家庭，也不属于他的阶层、党派、圈子。他只能纯粹是他自己。”[74]司马迁认为，戴盆无以望天，便选择把盆放在一边——“绝宾客之知，忘家室之业”[75]，心无旁骛地仰望星空。那些伟大的作家和艺术家，大都如此。只有极少数的诗人和作家，例如杜甫和梅列日科夫斯基，才有能力维护笃挚的伉俪之情，才有能力处理好戴盆与望天的关系。
既然这样，面对那些把自己的生活处理得很笨拙甚至很混乱的作家和艺术家，我们无妨多一些理解，少一些苛责。
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向他们表达敬意和感谢。
因为没有他们的努力和牺牲，就不会有那些崇高而伟大的精神成果，就不会有包含着真和善、理想和希望的伟大作品。
（《南方文坛》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