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何曾妖化河南人？
我的故乡，有一句方言，叫做“yao qi tou”。我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这三个字到底该怎样写，到底是“要乞头”，还是“要欺头”，但它的明白无误的意思，是“拿别人打趣和开玩笑”，意思接近“欺负人”，但性质又不十分严重。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发现，河南人就属于这种可被戏谑地谈论的人，可以被当做“yao qi tou”的对象。中国是个“熟人社会”和“欺生社会”。人们对待“熟人”和“生人”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熟人”是自己人，话好说，事好办；“生人”是外人，需要经过一个艰难的过程，才能慢慢地变成“熟人”，从而融入“熟人社会”。
河南人自古以来，就生活在战乱频繁、灾害甚多的中原大地。人祸加天灾，使得他们背井离乡，四处逃荒，也使他们成了被“yao qi tou”的外来者。好在，河南人受了很多的苦，也明白了很多的道理，对别人的打趣，一般不会太在意。他们走南闯北，见多识广，随和、乐观，吃苦耐劳，大事情能做，小事情也能干，搪瓷盆、钉瓦罐，配钥匙、修手电，缝烂鞋、补漏伞，我小时候，就见过不少这样的心灵手巧的河南人。
然而，无须讳言，有些中国人在拿河南人开玩笑的时候，的确有些缺乏分寸感，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幽默感，表现出一种语不伤人死不休的劲头，和“熟人社会”欺生排外的狭隘性：无论什么样的丑事烂事恶心事，都往河南人身上堆；无论多么可笑、多么无聊的事情，必欲加之于河南人，才觉得有趣、痛快。
最近几年，河南人的自尊心似乎越来越强，对自己的道德形象，似乎也越来越敏感，越来越在意。那些关于河南人的“段子”，显然让新一代的河南人很不爽。几年前，春节将至，南方某地的某单位打出了“提防河南人流窜作案”的标语，这更是让几乎所有河南人都觉得受了侮辱。他们很不高兴。他们很难保持沉默。他们行动起来，组织人编写了一本书，书名强烈地表达了他们的不满和抗议——《河南人惹谁了》。
其实，对于别人的“编派”和“挤兑”，“新时代”和“新世纪”的河南人，完全可以一笑置之。为什么呢？因为，半个多世纪以来，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所有中国人都共享一样的价值观，都拥有一样的生活方式，都读一样的书，都喊一样的口号，都干一样的荒唐事，都吃一样的哑巴亏——我们谁也别笑话谁，用崔健歌词里的话来说，“我们的个性都是圆的，像红旗下的蛋”。如果非得从地域文化和地域性格的角度找问题，哪个地区的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毛病”和“坏根性”。
谁人人前不说人，谁人背后无人说，在中国人的民间“笑话”里，几乎没有哪个地域的人不曾被人们拿来开涮：上海人——“小阿拉”，小气而排外；山西人——“九毛九”，吝啬而精明；湖北人——“九头鸟”，狡狯而多变；陕西人——“冷娃”兼“家娃”，封闭而自大；东北人——“二毛子”，卤莽而粗野；湖南人——“红毛鸡”，爱斗而“好作乱”（《史记·淮南衡山列传》里的话）；北京人——“京大爷”，摆谱而能侃；天津人——“卫嘴子”，油嘴而滑舌；四川人——“袍哥习气”，匪气而懒散。山东人不是很讲义气吗？不是口碑很好吗？山东不是出孔圣人的地方吗？但是，卖人肉包子的十字坡，夺人性命的野猪林，不都在山东吗？天下无耻第一的西门庆，世间淫荡无双的潘金莲，还有，“害人帮”里的江青、康生、张春桥，不都是出自山东吗？咱河南啥时出过这么多祸国殃民的巨憝元凶？咱河南自古以来就是出好人的地方。首先发难反抗暴秦的陈胜和吴广，是咱河南的好汉；大夫子产、贤者汲黯、郑当时、长者韩安国，也都是咱河南的光荣。如果没有这些人，仅仅一个伟大的杜甫，也足以让咱河南人自豪的了！更何况，即使在“举世皆浊”的“文革”和“人欲横流”的当今，我们不是还有王佩英和高耀洁这样伟大的女性吗？如此说来，河南人实在应该为自己骄傲！还有什么必要在意别人的“打趣”呢？我们还有什么理由焦虑和愤愤不平呢？
你也许有些糊涂：为什么一开始，就绕来绕去，将些着三不着两的闲话，说了恁多？
我还是从头说起，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跟大家交代清楚。
在2010年第三期的《文学自由谈》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陕西作家为何总是妖化河南人》的文章，作者唐小林先生列举了一些“证据确凿”的事实，批评路遥等三位陕西作家在小说中“妖化”河南人。文章的作者很失望，很不高兴。
批评者的心情，我能理解，但他的指责，实在有点小题大做，关于三位作家“妖化”河南人的判断，则下得以偏概全，不合实情。
先说贾平凹的《铰子馆》。这篇小说掇拾民间关于河南人的笑话，并将它缀饰到作品的情节叙事之中。作者的目的，也许在创造一种幽默的叙事效果，但是，事与愿违，却给人留下了插科打诨的消极印象，但认为靠这样的段子就可以妖化河南人，那也实在太高估它的能量，因为，玩笑最终不过是玩笑而已，哈哈一笑，烟消云散，没有谁会拿它当真的。
至于陈忠实《白鹿原》对河南人的描写，则必须放在小说的特殊语境中来看，不可以张大其事，将它放大到作为整体的“河南人”身上，否则，所有南方人，都有理由根据小说中朱先生的几句话，来指责陈忠实“妖化”南方人；所有的女人也可以根据白嘉轩的几房“女人”的“不幸”和田小娥的“悲剧”，来指责作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男权主义者，完全缺乏对女性的同情和尊重；某部门的某些正人君子，也有充分的理由指责陈忠实“反动”，例如，根据白灵和黑娃的被杀，根据白孝文的堕落，指责陈忠实的作品歪曲了“革命者”的“光辉形象”，缺乏“鼓舞人”的“精神力量”。
批评者对路遥的指责，则完全是站不住的——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看见路遥在小说中对“这一个”河南人的似含讽意的叙事，却没有看到他对“那一些”河南人的包含热情的赞美。
明人吕坤说，“替亡友辩冤白谤，是天下第一功德”。我不是路遥的朋友，也没有为了他而往自己的两肋上插刀子的义务。但是，我还是想替他说几句公道话。
与《陕西作家为何总是妖化河南人》作者的判断相反，路遥其实是喜欢河南人的。他在《平凡的世界》中多次写到“河南”、“河南人”、“河南腔”、“河南话”等，不仅没有一次是嘲笑的，而且大多是热情赞扬的。在小说的第一部，路遥第一次写到河南人：（王满银）“前几天他逛了一回县城，从一个河南手艺人那里买了些老鼠药。他返回时就在石圪节的集市上倒卖了其中的十几包，每包赚了五分钱，总共得到不足一元。不知这事怎么就让公社的民兵小分队知道了，现在把他拉到这里受这份洋罪。”这段描写的意味也许稍微复杂一些，但显然没有“妖化”河南人的意思，相反，我们倒是从中看到河南人的坚韧和不屈——在那样一个铁板一块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在没有“介绍信”就无法出门的艰难形势下，伟大的河南人竟然有勇气、有能力来到遥远的北方高原做生意。只要好好细读文本，你就会发现，路遥在小说中尖锐地讽刺和批判的，既不是“逛鬼”王满银，也不是“河南手艺人”，而是那个让人艰于呼吸、动辄得咎的荒谬时代。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许多河南人一直生活在“他乡”，甚至一直漂泊在“路上”。他们的日子过得非常艰辛，但却始终保持着善待他人的同情心。路遥写少安为了给生产队的牛看病，来到米家镇兽医站。到晚上，他无处过夜。少安听到远处有铁匠铺的打铁的声音。于是，他得到了好心的河南铁匠师傅的帮助：
“这么晚了，你还不睡啊？你是哪儿的？”河南老师傅一边拉风箱，一边问他。
少安对他说：“我是双水村的，给队里的牛看病，天晚了，还没寻下个住处……”
那位年轻徒弟说：“旅社恐怕人都住满了。”
“就是的……”少安脑子里继续盘算他到哪里去过夜。“我看你今晚找不下地方了……这镇上有没有熟人？”老师傅问他。
“没。”少安对他说。
“噢……”师傅用铁甜拨弄着岌火里的铁块，说：“你要是实在没去处，不嫌俺这地方，可以凑合一下，不过没铺没盖。
可这地方还暖和……”河南人由于自己经常到处飘流浪游，因此对任何出门人都有一种同情心；他们乐意帮助有困难的过路人。
少安一下子高兴得站起来，说：“行！老师傅，这就给你老添麻烦了……”
的确，他很感激这个河南老师傅。没铺盖算什么，他能在这火边紙蹴到天明就行了，总比一晚上蹲在野场地挨冷受冻强。（第一部，第72页）
路遥接下来这样叙述道：“黄土高原几乎所有的铁匠都是河南人。河南人是中国的吉卜赛人，全国任何地方都可以看见这些不择生活条件的劳动者。试想，如果出国就像出省一样容易的话，那么全世界也会到处遍布河南人的足迹。他们和吉卜赛人不一样。吉卜赛人只爱漂泊，不爱劳动。但河南人除过个别不务正业者之外，不论走到哪里，都用自己的劳动技能来换取报酬。”（第一部，第71—72页）在中国的当代小说家笔下，很少看到如此赞美“河南人”的文字。这也不奇怪。路遥是一个对底层的奋斗者充满敬意的人，而河南人与他笔下的孙少平和孙少安们，是属于同一精神谱系的“兄弟”——他们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但是，善良、热情、自尊，靠自己的双手吃饭，内心充满做人的尊严和生活的勇气。
在《平凡的世界》的第三部，孙少平来到铜城，成了一名挖煤工人。在这个城市，河南籍的煤矿工人，几乎占了三分之一。路遥介绍了“河南人”的生存历程，评价了他们的文化性格和生活方式：“河南人迁徙大西北的历史大都开始于一九三八年那次有名的水灾之后。当时他们携儿带女，背筐挑担，纷纷从黄泛区逃出来，沿着陇海铁路一路西行，踪迹直至新疆的中苏边界——如果没有国界的拦挡，河南人还可以走得更远。不过，当时这些灾民大部分都在沿途落了户，至今都已繁衍了两代人了，成了当地的‘老户’。河南人豁达豪爽，大都直肠热肚，常用震天价的吼声表达自己的情绪。好斗性，但拳脚之争常常不诉诸国家法律仲裁，多由斗殴双方自己私了。由于他们有着艰难的生存历程，加之大都在铁路和煤矿干粗话，因而形成了既敢山吃海喝，又能勤俭节约的双重生活方式。……在这个口音五花八门的‘联合国’里，由于河南人最多，因此公众交际语言一般都用河南话。在铜城生活的各地人，都能操几句河南腔，哼几句嗯嗯啊啊的豫剧。”（第三部，第3—4页）从小说的字里行间，我们既可以感受到路遥特有的幽默，又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对河南人的由衷的敬意。事实上，路遥的黄土高原性格，与河南人的“吉卜赛人”性格，有很大的相似性和契合性：热爱劳动，不怕吃苦，热情豪爽，富有同情心。
来到大牙湾煤矿的孙少平，认识了河南师傅王世才及他的妻子惠英嫂和儿子明明。王世才为了救煤矿工安锁子而牺牲，少平则承担起了照顾惠英嫂和明明的责任。在这里，路遥从日常的外在生活，到深层的内在德性两方面，赞美了河南人的美好品质。在日常生活中，路遥这样写道：“一般说来，河南人住宿比较讲究，即使几座低矮的茅草房，院落也收拾得干干净净，墙壁都刷成白的——似乎专门和煤作对比色。”在德性上，路遥同样不吝赞词地写道：“河南人最大的秉性就是乐于帮助有难处的人，而且豪爽好客，把上门的陌生人很快就弄成了老相识。”
事实非常清楚。路遥在小说中虽然一语带过地批评了那个不懂装懂的河南籍烧窑师傅，但是，从来没有“妖化”过河南人。不仅如此，他还钦佩河南人，礼赞河南人。在我看来，如果非得吹毛求疵地给路遥找问题，那么，他的问题也许不在“妖化”，而在对人性的“复杂性”表现得不够深刻。换言之，面对那些艰难奋斗的底层人，路遥选择以一种庄严的方式来展开叙事，以极大的热情来赞美普通劳动者，而他的叙事和赞美里也的确包含着令人感动的情感内容和道德情调，但是，我并不认为在他的叙事之外，没有更多的选择空间，也不认为不可以批评“底层人”（包括“河南人”在内）的缺点。
其实，我是更喜欢讽刺的文学。所以，我倒想鼓励我们时代的作家，不要怕“妖化”之类的指责，勇敢地以有教养的喜剧的方式，即以深刻的讽刺的方式，来揭示现实生活中的病象，来批评包括“河南人”在内的所有中国人的“劣根性”，来帮助自己的时代的人们更加理性和健康地生活，从而形成一种健全意义上的“新国民性”。
2010年6月26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