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小利：做文学的守护神——读李建军的文学批评

原刊2002年第2期《南方文坛》

在我最初的印象里，李建军是一个喜欢读书、读书也很多的人。那时他在大学里教书。有一次，我们在一家小书店偶遇，他一下子给我推荐了很多书。纳博科夫的《洛丽泰》就是那一次进入了我的视野。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他给我描述这部小说开头部分关于“洛丽泰”三个字发音的情景。接下来深的印象是他的锋芒和犀利。那一年在丈八沟陕西宾馆开一个关于陕西文学的会，李建军有一个语惊四座的发言，使我对他刮目相看。此前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很儒雅的谦谦君子，想不到他还如此锋利。这种锋利，不仅在于他手持武器——理论武器的坚实有力，而且在于他敢于直言，含着血性和理性的直言，高瞻远瞩，不左顾右盼，不扭捏作态，批评谁就批评到当面。由此，我也感到李建军有一颗赤子之心。后来，在古城西安那些或匆忙或悠闲的时光里，建军为人的真诚信义、幽默风趣，以及他时常有的关于世事和文事的或慷慨激昂的议论或鞭辟入里的分析，细雨似地滋润着朋友们那些或聚或散的日子。自然，我们成了朋友，很好的朋友。后来，他到京城发展，在古长安的这些朋友，时常在秋风落叶的日子，登临古乐游原，怅望天际，辄有一种天缺一角的感觉。

建军是一个有赤子之心的人。在我们这个纷乱而变化的时代，能坚持自己的信念、坚执自己操守的人不是太多。有人与时俱进而变得很市场化，蜕变为思想上的相对主义者，此是彼亦是，此非彼亦非，只是满脑商机，唯利是图，人则变得虚伪油滑；有人在时代潮流面前，变得空茫而落寞，精神上则陷入虚无主义，什么都不相信，对什么都持贬斥的态度。而赤子之心，因为纯洁，所以具有一种真诚而美好的品质，自身如此，而且对世上一切具有真正价值的东西都能秉持一种真诚敬畏的情感态度。在对待文学问题上，有人从过去的旧工具论一变而为新工具论，即从过去的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而变为自己追名逐利的工具，有人持游戏态度，清清浅浅，游而戏之，博自己一笑，讨世人欢心，而李建军则属于认为文学依然神圣的一类。认为文学神圣，作为一个文学评论家，其对待文学的情感态度必然是纯洁的、严肃的，甚至是沉重的，自然容不得对文学的亵渎。李建军说：“在我的理解中，文学的事业是神圣的，而文学批评家就是它的守护神。”一个是神圣，一个是神圣的守护神，其中深挚的敬畏之情可以想见。在一篇答记者问中，他把这个意思展开来说：“同其他艺术样式一样，文学是一个纯洁、美好的意义世界。即使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个世界存在腥秽与腐败，但只要有好的艺术，有好的文学，那么，生活还是可以忍受的，值得留恋的。至少，对我来讲，是这样。总之，在我的理解中，文学是一种让人类意识到爱、高尚、尊严这类东西的圣洁之物。正因为这样，作为文学守护神的文学批评，就应该以纯粹的姿态面对文学。”（《突发的思想交锋》，太白文艺出版社，第36页）在强调批评家要以纯粹的姿态面对文学时，李建军认为，批评家首先要说真话。“文学批评家要跟自己习惯于说奉承话的坏毛病作斗争，要少一些看情面、讲关系的庸人习气。”（引文同上）

讲真话本来是文学批评的底线要求，现在却成了一个很高的要求，这真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学批评的一个悲哀。李建军强调批评家要讲真话，原是有感而发的。批评家不说真话已成了时下的一个流弊，时下评论界常有这样一种现象：会上讲的和会下讲的不一样，会下讲的和发表的文章不一样，两者间有很大距离。批评家不说真话与当下的批评氛围有关，与民主文化和民主意识不强有关。不搞批评不知道，一搞批评才明白，原来不仅官僚不喜欢听批评，作家也不喜欢听批评，甚至更是听不得批评。不少被批评者（特别是有了一些名气的）根本听不得批评意见，一见有批评就暴跳如雷，甚至跳起脚来骂娘，其所以如此，一是心胸狭小，二是怕批评声音影响自己书的销路或影响自己加官进爵的攀升之路。在此种情况下，批评家说真话就颇多顾虑，或碍于面子，或怕得罪人，因而不敢在公开场合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讲出来、写出来。而李建军批评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敢于讲真话，直率甚至尖锐地指出作品本文的问题，坦陈己见。他认为，说真话不仅是对读者负责，也是对作家负责。读者需要听到专家权威的分析，作家也需要在批评中得到提高。2000年10月，李建军在回答家乡陕西《三秦都市报》记者提问中，对陕西的文学批评及陕西作家的创作直言不讳地提出了批评，特别是点名批评了陈忠实及其《白鹿原》、贾平凹及其《怀念狼》，在陕西引起强烈反响，这个影响甚至波及到全国，这就是那个被称作“博士‘直谏’陕西文坛”的事件。一个正常的文学批评居然能成为一个事件，居然能引起陕西全省乃至全国各行各业数百人参与，讨论和争论居然能持续几个月之久，究其原因，不为其他，盖因李建军说了真话。这个真话的“真”，不是说李建军说的就一定是真理，句句是真理，而是说他依据一个批评家的良知和勇气，敢于坚持真理，至少是坚持他所认定的真理，说了他真实的想法和看法，明白无误地表达了他赞成什么，批评什么，不讨好，也不媚俗。而他的一次说真话居然能引起那么大的反响，一方面说明了说真话在当今的文化氛围中是多么的不易，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是多么的可贵（绝大部分普通读者和相当多的专业文学工作者对李建军的批评观点或表示理解和赞同，或对他的批评精神进行肯定，就说明了这一点）。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事件及其有关传说还有一种解剖当下中国文化病象的价值。这个所谓的“直谏”我是一直关注的，李建军当时答记者问前前后后有关情况我也是清楚的，据我所知，李建军答问时并未与任何人商量过或策划过，完全是自说自话，答问完成后只是在个别文友中传阅过（报纸对这个答问迟迟未发表，发表后又有删节），文友们对他的答问也未增减什么（依李建军的个性和水平，一个普通的答问不需要也不可能跟别人商量或策划），但奇怪的是，讨论中和事后，却有一些奇怪的说法流布坊间甚至见诸白纸黑字的文字，令人惊诧莫名，更是匪夷所思。一说为“醉翁自炒”，此说只针对李建军个人，认为李建军醉翁之意不在文学批评，而在自我炒作，借批名人而得名。此说乃以己之心度人之腹，说批评不论文字而议动机，“赦事诛意”，此种小市民心理由于盛行而不显太怪。特别奇怪的是另两说：“阴谋说”与“大批判说”。“阴谋说”是说李建军这个批评是一个“阴谋”，阴而谋之，想必不是李建军一人才能完成，要“谋”且“阴”非得数人甚至一个小集团才可。“阴谋”干什么呢？自然深藏着险恶的动机，去想吧。能有此说，看来过去那种阶级斗争的学说还是深入人心的。“大批判说”则说这个批评和讨论，是很高的上头布置下来的政治任务，其目的是批整个别作家，教训教训这小子。其分析乍一听还头头是道，似乎有理有据。比如说李建军就是京城来的，自然是“钦差”或“准钦差”了云云。真是天大的笑话！可笑亦复可悲。一个说真话的批评，事小妖风却大，搞得忽风忽雨，一个正常的普通的文学批评就这样被莫名其妙地涂上了一些光怪陆离的色彩。这也是说真话的另一个结果。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当下中国的某些文化病象及病态文化心理。同样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奇谈怪论因其荒诞，就有识者指斥其乖谬，如“醉翁自炒”说就有三人公开撰文批驳，而其他两说自知拿不到光天化日之下，或借说其他而在字里行间幽幽明明地闪烁一下，或只在口头流播，像阴风一样，只在暗道里穿行。而李建军挺身说真话的批评，则有廓清迷雾、文化突围的意义。

李建军的文学批评由于坚持说真话，坚持个性和锋芒，这就使他的批评呈现出一种挑战性的精神姿态。有人讽刺他是“圣斗士逞英豪”，如果说是为了捍卫文学神圣和神圣的文学，建军确实具有战士的品质，他的武器就是文学批评，而他认为批评家就是文学的守护神，如此，真是“圣斗士逞英豪”又有何不可？他将自己的批评文集定名为《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以“文学的敌人”命名，亦可见他的战士式的挑战性姿态。文学批评不仅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也具有一定的精神特质，即文学批评不仅仅是一个文本分析，它还要求批评家要有自己的精神信念和价值取向，要有自己的思想。李建军在批评活动中，尽管很重视对作品本文进行修辞和技巧形式层面的分析，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就是小说修辞，从他发表的一些关于小说修辞方面的研究成果看，他的一些研究比如关于反讽的研究在国内应该说是比较前沿的，但他同时也很重视批评的思想力量，重视文学批评的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李建军不仅批评过陈忠实、贾平凹这些亦师亦友的乡党，批评莫言这样曾经红过今天仍然很红的作家，也批评过王蒙这样的大牌作家和朱大可这样的新锐批评家。李建军批评这些人并非像有人猜测的那样是借批名人自炒，不是像堂吉诃德那样，一看见转动的庞然大物就挺着长矛戳将上去，乱刺一通，而是从他自己的思想逻辑出发进行批评的。他坚持人道主义立场，正是从这一思想立场出发，他从《白鹿原》的一个细节与《静静的顿河》中一个相似细节的对比中，批评陈忠实作品的狭隘民族主义，并且认为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不止存在于陈忠实一个作家身上，进而呼吁我们的作家要有更博大的人类视野和人道情怀；他认为文学特别是小说的精神是要与现实保持距离的，要对现实持一种清醒而冷静的批判性态度，用他的话说，就是“小说的精神是一种以否定性的态度向生活提出质疑的精神。它是一种体现着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深邃透视和有力冲撞的精神。它弥满了作家超越专制规范和巨大压抑的人格力量和道德勇气。”（《宁静的丰收——陈忠实论》，华夏出版社，第286页）在这一点上，他与鲁迅的思想和精神是相通的，因此，他对王蒙及朱氏大可对鲁迅的误读、亵渎与轻薄就奋起还击；他认为文学应该有雅正、健康的审美趣味，因之他对贾平凹创作中的一些丑陋颓放趣味极不欣赏，认为“伟大的文学就应该把健康的思想、最正常的精神、最能提升人的东西奉献出来”，而“父母们谁会把《废都》给孩子看，没有”（引文见2001年3月22日《三秦都市报》第16版）。李建军强调文学的道德纯洁精神，强调趣味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也强调文学的社会＿政治学功能，因而他对路遥、张炜等人作品中表现出的道德纯洁力量和人性美欣赏有加，对胡平研究中国现实问题、捍卫人的权利、价值和尊严的长篇报告文学《战争状态》和《中国的眸子》很是推崇并作了深入的分析。这样看来，李建军的挑战性批评姿态，绝非一个身体姿态，而是一个精神姿态和思想姿态。有人是无知而无畏，李建军则是知而无畏，无私而无畏。他批评一些作家，不是基于一己的私名或个人恩怨，而是基源于他的精神信念和价值取向，是因了他深爱着的文学。李建军在经历了“直谏陕西文坛”事件后，在陕西一次文学聚会上有一句话，至今仍感动着我，他说：我为什么如此激愤，只因我对文学爱得深沉。挑战绝非撒野，而是像李建军自己说的：“真正的批评，尖锐，但并不刻薄，它对批评对象怀着‘理解的同情’；它也会鼓掌与喝彩，但绝不是盲目而糊涂的随喜，更不是苍白而无聊的恭维；它怀着十分的敬意对待一切用文字进行艰苦劳作的人，但绝不迁就，不姑息；它倾向于选择恰达耶夫以对‘祖国’的态度对待文学：宁让所爱者伤心，也绝不对他撒谎。”（引自给笔者的信）

说真话，有思想，这是李建军文学批评的两个鲜明特点。而在批评方法上，李建军重视精微敏锐的审美感知力在批评中的作用，不以简单的判断和套用时髦话语代替对作品的分析和批评，他重视对作品本文进行精微、反复的阅读体验，进而提升到对作品修辞＿技巧形式层面进行分析，力求深入地把捉作品的内涵。在我接触和认识的诸多评论家中，李建军属于那种认真阅读作品并从自己的阅读体验中感知、把握作品内涵和艺术特色的评论家。唯此，他才能做到不人云亦云，才能有自己的发现。当贾平凹的《怀念狼》甫一问世，诸多媒体及评论家推波助澜将之推至“当代长篇小说的巅峰之作”时候，李建军本着自己的阅读体验和审美感受，本着对文学常识的理解，不盲从，也不信邪，大胆地批评此作“乏味、苍白、浅薄、混乱、虚假、做作、了无新意”（见《关于文学批评和陕西作家创作的答问》，《文艺争鸣》2000年第6期）。他对莫言新作《檀香刑》的批评，也是在精细阅读的基础上，对该作文体、语法、修辞上的问题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对语法及修辞上的问题甚至逐条列出进行分析，颇类中国传统小说批评中的评点性批评，这样的细读和评点在当今的评论中是不多见的，而他不同于评点派的是，他能由一些具体的问题深入到一定的理论高度进行思想的和艺术的批评（《是大象，还是甲虫？》，《文学自由谈》2001年第6期）。《宁静的丰收——陈忠实论》是李建军的一部作家论专著，也是一部很见功力的研究专著。这部专著的核心应该说是论述陈忠实的代表作《白鹿原》在小说艺术上的新创获，《白鹿原》是陈忠实艺术创作成熟期的具有艺术超越性的作品，也是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艺术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为了深刻地解剖陈忠实创作上何以能产生质的飞跃，探讨一个真正的作家创作上成功的奥秘，李建军没有孤立地就《白鹿原》论《白鹿原》，就陈忠实而论陈忠实，而是把陈忠实这个极具代表性的作家放在一个宏阔的背景上，即当代文学发展及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来考察，从细致的小说修辞分析入手，由内（作品）到外（时代与生存环境、文化背景等）、又由外到内地考察陈忠实早期及过渡期创作中存在的问题，这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相当一部分当代作家创作中存在的问题，也有助于我们认识时代对作家的影响及作家与时代的某种互动关系。李建军在这部专著中提出了一个启人深思的观点，那就是陈忠实之所以能获得《白鹿原》这样的创作丰收，是因为陈忠实的宁静，而陈忠实的宁静，来源于他的失败。通过宁静而获得丰收，而宁静源自失败。失败，创作上的失败。陈忠实是在失败之后痛苦的反省中归于宁静，没有心灵的宁静，就没有艺术上的新突破。这应该说是抓住了陈忠实创作产生质变的一个重要的“结”。而李建军在深入挖掘《白鹿原》思想艺术内涵的同时，又将之与一些具有可比性又有参照价值的世界名著进行比较研究，使人从一个更开阔的视野里透视《白鹿原》的艺术魅力和小说艺术的魅力。在对陈忠实及其《白鹿原》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李建军进而提出了他所理解的小说的魅力与小说的精神，理论与实证相结合，显得相当扎实而有力。

前边说过，李建军是一个具有赤子之心的人，在我看来，有赤子之心的人往往是有诗心或诗性的人。李建军从事的是理论研究，理性自不必说，但他同时又是一个极具诗性的人。诗性之人，重情尚灵。建军为文亦如是，理性与诗性皆具。诗性融入理性的文学批评中，仿佛雪山上的深湖，既有冷峻的力量，又有灵动的美感。让我们随意取两段看看吧。他在比较陈忠实前期小说与过渡期小说的语言时这样写道：“如果说，他前期小说的语言像夏日泛滥的急流，河面漂浮了太多的杂物，而且啸鸣的水声，也给人一种焦躁不宁的不快之感，那么，《轱辘子客》的语言，就像晚秋季节夕阳下静静的深流，那么平静，那么从容，那么安详，那么自信，让你在微微的陶醉中，情夺神移”（《宁静的丰收——陈忠实论》，第91页）。形象化的比喻准确、清晰地区分了两种语言各自的特点。他是这样概括江南才子派小说的：“江南‘才子’派小说则恬适地表现了隔江商女的柔媚和矫情，高墙深院，妻妾成群，青楼烟巷，红粉结队，或帝宫巍峨，竟揭风流秘史，或血肉横飞，争写匪徒豪横。”没有诗心，怕是写不出这样很形象的句子的。文学批评当然是需要理性的，没有理性就没有逻辑与深度，但没有诗性，文章恐怕会显得板滞而枯涩，有了诗性，说理的文章也会灵动甚至飞扬起来呢。理性的力量和深度，朴素而诗性的表达，这可能是李建军文学批评追求的境界，他的这种追求，我是欣赏并赞同的。

在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视文学为神圣，一意做文学的守护神，可能非得李建军这样有赤子之心的人不可。不逢迎，不阿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荷戟独往，挑战当下，这样的赤子可能多少有些孤独，多少有些痛苦。我想，孤独和痛苦是一定的，也是正常的，因为这孤独是前瞻的孤独，痛苦则是智慧的痛苦。我也认为，我们的时代是需要这样的赤子的，我们的文学也确实需要这样的守护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