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元宝：中国作家才能的滥用和误用——答客问（下）
客：刚提到张生，一打岔，就把他给忘了。《小批判集》有一篇评张生《乘灰狗旅行》的文章《你硬着颈项要到几时？》，是我看过的你的文章中下手最狠的一篇。许多朋友也都说你批评得太重了。
主：是吗？我倒没听张生本人抱怨过，他还夸我写得好呢。
客：《灰狗》是一部记录当代中国人在海外生活的书。张生只去过美国一年，就写出这本系列短篇集，其聪明勤奋，确实可观。王蒙当年曾打算写一部观察美国的书，写完几篇《新大陆人》就放弃了。当代文学界像《灰狗》这样具有詹姆斯·乔伊斯《都柏林人》、安德森·舍伍德《俄亥俄州的温斯堡》（中文通译为《小城畸人》）气象的书，至今还是唯一的一部（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之类另当别论）。许多在国外生活多年的中国（汉语）作家，既不能全面深入地观察所在国居民的生活，比如像美国青年作家Peter Hessler《江城》（River Town）、《甲骨文》（Oracle Bones）那样全面立体地描写中国，也不能深刻体贴当地华人的酸甜苦辣。不用说绝大多数到过和移居外国的中国（华文）作家不能用外文写作，即使好不容易掌握了外文（如英语），稍微写了一点人家的皮毛之后，就义无反顾地落入回忆的深渊，不厌其烦地写自己过去在中国的生活，要不就写祖宗八代的辉煌往昔，或者等而下之，对外国人痛说被自己亲手歪曲得一塌糊涂的“家史”和“国史”。对比起来，张生这部直接观察当代海外华人的书就特别显得难能可贵了。
主：他能做到这一点，与他长期执教于大学而又出生于现当代文学专业，比较熟悉知识分子精神状态有关。我赞同你上面讲的，中国（汉语）作家就是走不出中国，走不出汉语圈。即使改用英语写作，还是翻腾自家的事，很少探出头去看一看别人家里的事。前几天在悉尼碰到裘小龙，也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他说我用英文写，是给英语世界读者看的，他们自然希望我写中国的事。中国读者想知道外国的事，应该请主要用中文的作家来写啊。
我说小龙兄你这是推卸责任，用中文写的中国（汉语）作家没有外语能力来了解外国啊，你让古华放弃“京夫子”的野史创作，改写美国，写得起来吗？你和哈金、张戎、李云茹、张翎等精通英语的作家不写英语世界，倒让严歌苓、陈谦这些身体出国而灵魂心思仍然留在国内的作家去写外国，公平吗？
客：这可能跟我们中国人和外国人的不同的交往方式有关。中国人碰到外国人，尤其你提到的像Peter Hessler那样的“老美”，很喜欢“竹筒倒豆子”，主动叙说自己的故事，毫无保留，外国人看到中国人就不会这样了。所以外国人看中国人容易，中国人了解外国人就难。
主：但也不尽然，现代中国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就并不全这样。创造社的郁达夫、滕固、陶晶孙，不都写过关于日本人的小说吗？更不用说鲁迅的《藤野先生》了。当然，出了国而只写国内或只写国外狭窄的华人圈里，再把这样的小说发到国内，现代文学史上这种主流的“自产自销”的模式可能起于老舍的《二马》、《赵子曰》、《老张的哲学》三部在英国写的书。那时国内文坛刚起步，国人全球化意识也不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精神特盛，故老舍的选择情有可原。现在不同了，如果还是一味地“自产自销”，中国文学就太自我封闭了。所以我同意你说的张生的《灰狗》还不错，尽管他只是走出半步，他的英语也不行，也只能写海外华人。但有这半步，总比没有强。
客：既然这么肯定，怎么写起文章来又骂得很凶呢？
主：那是因为我觉得他这本书暴露了我们很熟悉的阿Q心理，就是在“未庄”（中国）和“城里”（美国）之间轻盈穿行，既看不起“未庄”也看不惯“城里”，而其实是不敢正视一直活在“未庄”偶尔走进“城里”的自己，所以总那么底气十足，专门挑未庄人和城里人的毛病，在精神上轻易地“得胜”乃至怜悯别人，就是不肯示人以弱，看到自己的困难。我确实看不出作者如何认识自己的思想困难（除了泛泛而谈独居国外的寂寞和无聊），只知道他一直在回避这种困难，同时又特别喜欢谈论别人（美籍华人）的思想困难，并处处显出莫名其妙的精神优越。
张生从熟悉的中国现代文学继承了现实批判的精神，但未能更好地继承现代文学的另一个传统：自我怀疑、自我承担、自我承受的传统。失去后一个传统（自我反省）的滋润，前一个传统（清晰而有力地向外面和对他者进行探究的能力）就很容易因为凭空获得一种优越感而被滥用。
客：《乘灰狗旅行》我也看过，蛮不错啊，你这样上纲上线，是否太言重了？如果这部小说存在着你所说的问题，我想也不会是孤立现象，可你为什么专门抓住张生不放呢？
主：我同意你的看法：这不是单单《灰狗》一本书的问题，甚至也不是在《灰狗》中表现得最突出。我选中《灰狗》，理由等会儿再说。中国新文学自我反省（有人称之为“忏悔”）的传统本来就没有现实批判的传统强大到了鼓吹大国崛起、一部分知识分子重新感到重任在肩的“新世纪”，这个传统就更微弱了。
我编过一套现代作家自叙丛书，深深感到现代作家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有许多篇幅写到自己——不全是自怨自艾、自我迷恋，也有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现代作家一般都在探察社会、探究别人的同时用自己的作品塑造比较清晰的自我形象。拿这一点和当代作家相比，区别就非常明显。有人说当代小说越写越好，在技术层面可能是这样，但如果论到对自我的反省和认识，论到作家用自己的作品直接塑造自己，那我要说当代作家实在太不够。我曾经鼓吹当代文学史应该更多吸取传统作家论的经验，直接剖析作家的精神世界，不要一味跟着作品跑，或一味介绍社会和思潮的背景，看不清作家主体的精神面貌。
这话说来容易做来难，因为许多当代作家根本就不写自己（当然也有例外），根本就不曾提及自己精神发展的历史，好像中国社会几十年风云变幻只对别人有影响，作家本人则是高居云端的智者，其使命只是站在精神优越的地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而不是跳下来自己体验、自己承受。既然这样，你又怎能去写关于他们的作家论呢？
客：你是说，凡写自己的就好，写外界现实的就不好？
主：当然不是！自己和他人、内心和现实，本为一体。不写他人，不写外界现实，内心就没有着落，也写不好。反之亦然，不写自己，不反观内心就不能设身处地认识他人，也不能设身处地同情地去描写现实，因为他人已变成与自己无干的他者，现实已变成自己不在其中的现实。我的意思不是说当代作家可以不写他人和外界现实，关起门来单写自己和内心；更不是说当代作家写他人、写外界现实已经相当成功了，现在应该补课，转过来写自己和内心。一张口说不出两面话，如果非要显得辩证而平衡、全面而联系地看问题，也许应该说，作家必须把自己放在现实中，放在人群中，和自己也在其中但更多由他人所组成的现实和时代一道经历、体验、思考、挣扎和前进。
选择张生的书做话题，无非觉得自我反省这个话题太敏感，也许在比较熟悉的人之间还可以放松地谈谈，不止于引起误会。有一种理论说我们是最富有自我反省精神的，从孔夫子的高足曾参“吾日三省乎吾身”开始直到当下，而你却说最缺乏自我反省，这岂不是天大的冤枉？况且你自己又反省得怎样？所以这问题不好谈。但我也因此感谢张生和他的《灰狗》，使我有机会在一片光明的新世纪，稍微释放了一点久被忽略的幽暗意识。
客：评张生就这一篇？
主：过去关于他的短篇也写过一则印象记式的东西，但写得很勉强，因为明显无话可说。
客：为什么？
主：张生入道时拼命学博尔赫斯，其实是跟在马原、格非后面挤上“先锋小说“那辆正在文坛上横冲直撞的快车。他写那种所谓“形式探索”的小说，确实煞有介事，有些地方甚至颇有独创，比如他喜欢用平淡无奇的流水账式的叙事来暗示读者自己去追问：发生了什么？你不妨把张生的许多短篇拿来和格非、李洱和早期李冯的小说做个比较，实在不差。但内容如何？空空如也。
有些作家对小说的形式主要是叙述形式的探究确有过人之处但叙述形式大多来自对既成作家的模仿，如果沉溺其中，似乎也确有一种内容性的东西迷惑作家。许多作家，他们对小说形式的探索胜过对时代生活包括自己内心的探索。不能说他们的小说没有生活，但这个生活只是服务于探索和表演小说叙述形式和叙述技巧，是作家展开其叙事表演的一个由头，一个道具。这不是才能的滥用加误用吗？
客：以前有没有人谈过这个问题？
主：很少。可能一段时间，先锋小说的气焰太盛，谁也不敢轻易一试其锋芒？所以我非常欣赏王鸿生对张生的批评，王鸿生的文章叫《小说已死》，意思是张生过分注重小说的形式，而无法将真实的生活感受融进去，结果小说在他手里走上了“形式探索”的绝路。王鸿生批评的是张生。也可以把马原、格非、李洱全包括进来。我甚至觉得他写过《小说之死》之后，从马原到张生这一路小说就不必再多说什么了。我之所以写《你硬着颈项要到几时？》，是因为张生在这部小说中终于摆脱了热衷于“形式探索”的那一层束缚，开始定睛打量现实中的真人真事，也开始稍稍流露一点自己对现实的想法。换言之，他的真实的自我终于开始有点露头了，已经“死去”的小说也因此有点“复活”了，而这就才有谈一谈的价值。
客：今天你集中地谈了许多中国作家才能的误用和滥用，我想知道这类文章多不多？
主：以上举例说明，应该还有不少。比如，我曾对比过王蒙《活动变人形》中叙述者对倪吾诚毫不留情的嘲讽暴露和对倪藻的相对宽容，指出这部书存在着“严于审父”而“轻于自审”的不平衡，这就和我谈张生的《灰狗》有点类似。《活动变人形》审父时可谓目光炯炯，物无遁形，来到倪藻一辈人，就轻描淡写了。结果我们看到新旧两个世界的界线实在过于明晰。倪吾诚真的没有委屈、没有值得欣赏的优点、没有被审父的目光所遮蔽的内心更加隐秘的世界？难道倪藻在审父过程中真的完成了和父辈的告别而进入一个全新境界？
这个问题只能是一桩悬案，因为《活动变人形》有点“滥用”了审视他者的能力而没有很好地拓展自省的空间。比如，我曾研究从孙犁到铁凝的“柔顺之美”，也曾指出这种可贵的德性在一律化凄惨为柔美的叙事策略上必有的界线。但也不一定非得要扯上“误用”和“滥用”。有的作家刚形成风格，刚意识到才能的本质，暂时还看不出误用或滥用的迹象，有些作家又习惯于“低产”，比如西飏、魏微等，因此我的评论就还是以肯定为主，希望他们照着目前的路子走，就是体贴现时代卑微者的内心，不受干扰地写下去。以后如何，还说不定。
客：这些文章发表之后，效果如何？
主：大多还是以失败告终吧。批评界同行很少回应，看过我文章的作家据说多数很不以为然。这可能跟我的文字不明朗、看问题也并不那么坚定有关。我的文章一般都有这缺点。不敢奢望什么影响，只想在读过的人那里留下一点印象就足矣。赞同与否不要紧，但不要辛辛苦苦写出文章来惹人家不高兴，就很好了。
客：刚才讲的都是“严肃文学”，对麦家这样和影视、暢销书绑在一起的现在市场最欢迎的当红作家，你好像一直没有关注？
主：并非不关注，只是没有写文章而已。我有许多作家朋友，比如格非，李洱，包括麦家，个人交往不少，但就是写不出他们的评论来。无可奈何。对他们，我常有负债之感。也许不定什么时候，终于有话要说了，或者灵感来临，就会写出一点什么来吧。
客：对“70后”、“80后”如郭敬明等人的创作，你怎么看？
主：惭愧，“70后”、“80后”，我看得很少。最早读到的是卫慧的小说，我是第一个在《小说界》上撰文评论她中短篇小说的人，那时她还没成名。2000年初我从韩国回上海，她的长篇闹得满城风雨，我很快发现自己不适应那种一哄而上的“评论”，从那以后没再关注她了。我对她的小说的印象停留在《像卫慧那样疯狂》等早期作品，当初是同事李祥年转给我看的。
客：看过你评安妮宝贝《莲花》的文章，你怎么会接触她的作品？
主：我有几年在复旦开当代文学选修课，从1949年开始，到90年代先锋小说为止，不涉及网络作家。有次课后一名女生追上已离开教室的我問：“老师看过安妮宝贝吗？”我很愕然，脑子里马上闪出书商袁杰伟请客时在座的一言不发的安妮宝贝的影子。那次拿到她几本书，但一直没看，心想网络作家吗，跟严肃文学不是一条路，还是交给“网友”评价比较好。这位女生非常激动，说老师你一定要看，她是中国当代最伟大的作家！
我一般不敢冒犯学生，何况是女生，所以唯唯诺诺，敬谨接受，但回家之后还是淡忘了。不久在张燕玲、李敬泽组织的一个会上又碰见安妮，她以本名厉婕与会，就坐我边上，竟然没认出来，李敬泽也不介绍，大概别人都知道，用不着。她在会上发言，我在边上听得很清楚，也很感兴趣，一问才知道原来见过面了。这次会后我才认真看了她几本书，很快就改变了以前对网络作家的模糊想法，觉得严肃文学实在没有理由自划界限，自我感觉良好。许多以严肃文学自封的作品其实是标准的垃圾，网上泥沙俱下，却也不乏佳作，因此就趁着《莲花》出版，把这意见说了一下。
客：你的总体评价如何？
主：她很善于体贴某一类现代青年的心境，文字又清新，轻盈，灵动，即使用句号连在一起的单词也能传达某种富于质感的心绪。她的一些哲理性的感触更随时碰出思想的火花来，一路照亮围绕主人公的离群索居的叙事。人物、情调、故事背景和布局，基本哲学，都有明显重复。重复就是才能的滥用。
这几年我看到她为了克服自我重复，正不断用心求变，一边写现代的精神隐逸，一边也沉入浮嚣，清醒地回到红尘；一边是轻盈的跳跃式的语句，一边也有连续的较为缜密的叙事；谨慎游走于耶、佛、道之间，“拣尽寒枝不肯栖”，一再延耽，不愿说出最终的所信。2011年的新书《春宴》可以看出这些。“梦未圆时莫浪猜”，还不到下结论的时候吧。
客：去年《收获》发表郭敬明的《爵迹》，配发了你的评论，一时沸沸扬扬，但没看到你的回应。
主：我乐意再次承认，我真的看不懂郭敬明的小说究竟显示了他那一代人怎样的精神背景。这里有我的一种恐慌。作为应该密切跟踪当下文学创作的批评家，对“70后”、“80后”还有“90后”一大批作家都看不懂，岂不应该趁早“下课”吗？其实卫慧、安妮宝贝，包括郭敬明，我的评论都是被动操作，或者朋友约请，或者旁人激发，并非主动出击，有意为之。我对他们实在缺乏研究。
那次郭敬明本人很大度，倒是惹怒了一帮“粉丝”，骂不绝口。最近有朋友传来网上一篇文章，说我不懂郭敬明，人家写小说就是将现在流行的动漫、网游转换成文字，而我还一个劲地用传统文学标准要衡量。我不知道这位朋友说的是否属实。果真如此，那就不存在才能的误用或滥用，唯一值得提醒的只是游戏时要劳逸结合，别“过劳”而影响健康，妨碍可持续游戏，那么让偶像继续吸金，粉丝继续得趣，周瑜打黄盖，皆大欢喜也很好，说不定还可以为将来的文学史增添一章，叫做“新世纪的文学游戏或游戏文学”呢。
客：但也有很不游戏的在，比如韩寒博客。知道许多人都很欣赏他，还有一些人要运动将某些“严肃文学”的奖项颁给韩寒。对此，曾经痛骂“文坛是祭坛”的韩寒本人肯定不在乎，但这个即使一厢情愿的单方面的奖迟迟发不下来，说明“文坛”要全面接受韩寒，还要一段时间。
主：这也很有趣。不妨暂时把韩寒放在文坛之外，作为一个参照物，那样会更好。郭敬明说韩寒杂文尚可，小说不行，基本属于“意见领袖”，还没有上升到文学的层次。这个批评够刻薄，但杂文算不算文学，今天大概不必争论了，反之郭的小说是否就属于够格的文学倒是问题。当然我觉得韩寒也不必因此就故意使劲弄小说，或者将博文越写越长。“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文非一体，鲜能备善”，不是也有许多人认为王小波杂文好过小说吗？另外做“意见领袖”也不错啊，那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做的，“意见领袖”的文字照样也需要十分讲究。
客：有人认为韩寒应该增加修养，多读书，少写短文，你觉得如何？
主：这话我以前也说过，现在看来，大可不必！就像你我，读的书不少了吧，但天晓得都读了些什么书！而且，至今也还没有开始真正的文学写作啊！
客：这辈子也别想了。
主：“诗有别才，非关书也”。再说你非韩寒，安知人家不看书呢？他读的书你我根本就不可能读到，我指的是他的人生经验，人生的那本大书。不说别的，一个赛车，固然一般人做不到，再一个脱离当今教育体系，就更不是你我这样的学院奴隶所敢效仿的了。再说他那一代人在网上的信息获得也是你我望尘莫及。当然这样说绝非鼓励他不看书。在不耽误现在的写作思考的前提下，“随便翻翻”也是有益无害的。
客：还有“当代鲁迅”的说法。
主：那就更不必在乎了。我甚至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捧杀”，先给他戴上这顶高帽子，然后用高得不能再高的标准来衡量。再说为什么非得是鲁迅，非得成为“当代鲁迅”才有资格去痛切地批评时弊？什么时候，批评时弊成了鲁迅的专利而非普通公民的基本权利？所幸的是，迄今为止名满天下的韩寒一直严守普通人的身份，并加以有意强调，我觉得这点甚至比他的勇敢、尖锐、聪慧还要可贵，乃是超乎勇敢、尖锐和聪慧之上的一种善良和平常心。否则，不就与那些靠公众的浅薄和变态养活、自己也迅速变得浅薄和变态的众明星们为伍了吗？我觉得光这一点就有理由继续看好韩寒。如果说网络乃中国文学的希望，至少在目前韩寒身上可以这么说吧。至于他以后会变成怎样，那就只有为他祝福、祈祷了。
客：今天我们谈来谈去，实际上只谈了小说，除了韩寒博客，当代诗歌和散文都没涉及，实在太片面了吧？怪不得许多人抱怨，说中国当代文学评论家只是小说评论家而已。
主：确实有这种情况。中国是有诗歌研究者和评论的，比如陈超，张清华，程光炜，李振声，唐晓渡，老一辈还有谢冕、洪子诚等，他们的成绩有目共睹。尽管如此诗歌研究和评论仍不及小说。为什么？一是建国以来诗歌影响力不及小说，到后来更是写诗的比看诗的多，诗歌成了小圈子的秘密活动。虽然有人（比如顾彬）认为当代中国诗歌成就最高，但究竟有几个人相信？
“五四”以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有关白话诗“迄无成就”的看法一直是诗人头上的一柄悬剑，很难拿掉。白话小说可以傲视文言小说，但白话诗歌可以做视唐诗宋词？差太远了！所以评论界对当代诗歌的冷淡也并非毫无道理。
客：散文的情况比诗歌略好一点，甚至还有“散文中兴”的说法。
主：也比较复杂。如果说当代小说超过了现代小说，某些方面恐怕还并非完全属于无稽之谈，但如果说当代散文超过了现代散文，那就很难通得过。好文章不是没有，但与现代相比，总体上不成气候，而且和诗歌一样，影响力也不大。
客：就散文的影响力说，好不容易出来一个余秋雨，差点没被口水淹死。
主：对余秋雨的批评肯定有不公平，但你也不能说余秋雨的散文就到了一种境界，可以和现代的大家媲美。跟小说一样，散文光写得长、写得大（大题材、大空间、大视野）还不行，读者最初佩服余秋雨式的长和大之后，势必还要求散文的深邃、含蓄、自然和隽永，这些恰恰是当代散文缺乏的。所以也难怪，暂时还是且由小说来跋扈吧。
客：哈哈，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说，什么时候小说真的衰弱了，诗歌散文真的取代了小说而进入当代文学的重心，那么诗歌研究、散文评论自然就会取代目前一枝独秀的小说评论，成为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的主要样式。
主：恐怕是的。■
（本文原刊《上海文学》2011年第10期，本刊稍有改动）
（转载自《文学报新批评文丛·第1卷第3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
作者简介
郜元宝，1966年生于安徽铜陵，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有中国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评论、现代汉语与中国新文学的关系史、鲁迅研究、西方美学和文艺思想。著有《拯救大地》《在语言的地图上》《鲁迅六讲》《另一种权利》《午后两点的闲谈》《现在的工作》《说话的精神》《在失败中自觉》《惘然集》《为热带人语冰——我们时代的文学教养》《鲁迅精读》等论文、随笔杂集。译著有《人，诗意地栖居：超译海德格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