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理解现实主义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现实主义即使不是一个已经死亡的概念，至少也是一个滞后而沉闷的话题。在“娱乐至死”的消费主义时代，谁还有兴趣再热情地谈论它？在“解构”一切的“反本质主义”时代，谁还有耐心透过纷杂的事象深情地谛视它？然而，现实主义并不因为人们的漠视而丧失其意义和价值，恰恰相反，如何理解它，是否重视它，不仅反映着一个时代文学精神的健全状况，而且还影响着一个社会文学发展的方向和进程。因此，一个时代的文学倘若想正常、顺利地发展，就必须对现实主义有正确的认知和积极的态度。
虽然含义复杂、异言迭出的文学范畴所在多有，但似乎没有哪个文学概念像现实主义那样被频繁地使用，那样被严重地误解和误用，那样被不公正地否定和嘲笑。在中国，现实主义先是被附加上功利目的极强的意识形态限定语，被巧妙地转化为一种本质上非现实主义甚至反现实主义的异化物，最终使文学越来越缺乏现实感，越来越缺乏独立性和批判精神，越来越缺乏内在力量和思想深度。进人“新时期”，出于反叛和_起的需要，几乎所有那些“先锋”作家和“新潮”批评家，都不遗余力地贬低现实主义，借以显示自己的先锋姿态和叛逆精神。他们把现实主义当做“纯文学”的对应物，认为现实主义是“虚伪”的文学，认为它既缺乏表现“心灵”的深度，又缺乏充分的“文学性”，因而是与“审美”相对应的“功利”的代名词。随后发生的社会转型，又使现实主义遭受了“市场原则”和享乐主义价值观的损毁：“个人化写作”和“欲望化写作”不仅使我们时代的文学缺乏现实感，缺乏广阔的观照视野，而且还使它彻底丧失了介人社会的批判激情。最后的结果，正像阿拉贡在写给加洛蒂的《论无边的现实主义》的序言中所说的那样，由于“被过分使用”，“现实主义”已经成了“可耻的标签”，“极大地使这个词丧失了荣誉”。 
然而，现实主义真的是一种消极的文学价值观吗？真的是一种不利于文学发展的窒碍性因素吗？不是的。因为，正像阿拉贡指出的那样，尽管“一些十分伟大的艺术家害怕它们（指‘现实主义’和‘现实主义者’），然而他们能垂名后世，却只是因为他们的作品里有着现实主义的东西”。他说得对。现实主义的确是一种影响文学的价值生成和写作的成败得失的积极力量。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理解它。
现实主义一直被简单地阐释为一种“创作方法”。其实，创作方法只不过是现实主义的意义构成中的一个部分。从根本上讲，现实主义主要是指一种精神气质，一种价值立场，一种情感态度，一种与现实生活发生关联的方式。它是一种与冷漠的个人主义、放纵的享乐主义、庸俗的拜金主义及任性的主观主义格格不人的文学样态。就此而言，现实主义即人道主义，它意味着无边的爱意和温柔的怜悯，意味着对陷人逆境的弱者和陷人不幸境地的人们的同情，意味着作为“道德力量”和“人民的良心”，它必须像伟大的俄罗斯文学那样密切关注“小人物”的生存境遇——在俄罗斯国学大师利哈乔夫看来，“‘小人物’价值的主题后来变成了俄罗斯文学稳固的道德基础。默默无闻的、其权利必须捍卫的小人物成为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和其他许多二十世纪作家创作里的中心人物之一”；现实主义即批判精神，它意味着始终以分析的态度面对现实，以怀疑的精神思考并回答时代“最艰难的问题”；现实主义即客观态度，它意味着对事实真相的忠实反映，对人物个性的充分尊重，意味着认同马尔克斯的深刻判断：“真实永远是文学的最佳模式”，因此，它努力追求真实可信的叙事效果，表现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感受”；现实主义即文化启蒙，它意味着用理想之光照亮黯淡的生活场景，意味着要求作家要有自觉的文化责任感，要致力于从精神上改变人、提高人和解放人，正像马尔克斯指出的那样：“一个作家能起到的真正的、重要的影响是他的作品能够深人人心，改变读者对世界和生活的某些观念陈旧和落伍是我们谈论现实主义时经常想到、用到的判词。我们错误地把求新和求变，当做文学的根本任务。事实上，新并不是文学价值高低的决定性因素，而不过是其价值构成的一个方面。就文学来讲，无古便无今，无旧便无新；今不过是古的延伸，新不过是旧的转化。因此，一个顺理成章的结论就是，在文学上，谁若不能守旧，谁便无法创新。而在别林斯基看来，一个批评家传布的不是别的，而是关于“典雅事物” 的“已知的、固定的理解”，因此，“别害怕、也别羞于重复陈腐之谈，不说一句新话。这个新，不像一般设想的那么轻而易举：它是在旧的结节上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如果你是一个具有卓见而深信自己所说的话的人，那么，旧的在你也会变成新的：你的个性和表现方法会给你的陈旧带上新颖的特点。”
现实主义之所以历久弥新，之所以是一种伟大的具有持久生命力的文学样态，最根本的原因，是它在精神上深刻地体现了文学的“人学”本质，即热烈的人道情怀和自觉的责任伦理。它意味着良心和责任。它反对那种毫无道德感的任性，反对那种毫无责任感的放纵，鄙弃写作上的自私自利和自哀自恋的“私有”倾向。在它看来，作家写作并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别人，就像俄罗斯作家布尔加科夫所说的那样：“一个作家不论处境何等困难，都应忠于自己的原则……如果把文学用于满足自己过上更舒适、更富有的生活的需要，那么这种文学是可鄙的。”在社会进行现代化转型的艰难过程中，那些渴望有更大作为的作家，只有更加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护民”的使命和“启蒙”的责任，才有可能写出真正有价值的作品。而中国文学的根本出路，就在于重新恢复对现实主义的信念，就在于重新续接伟大的现实主义传统，就在于重新回归“大地”，正像邵燕君博士在一篇题为《与大地上的苦难擦肩而过》的文章中指出的那样：“相信当作家们把自己的‘根’扎回到这片依然苦难深重的大地后，对于作家的使命，文学的责任，‘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会做出新的思考。但愿‘劳苦人’真实的血泪会重新灌满他们已逐渐干枯、轻飘的笔，写出‘庄严、严肃、深刻’的作品，重续起现实主义令人尊敲的传统，不再与大地上的苦难擦肩而过。”
是的，对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我们必须充满虔诚的敬意。我们需要它。要想写出伟大的作品，我们就不能没有它；要想让生活变得更真实、更美好，我们就不能没有它。现实主义是流离失所的文学在无尽的乡愁中最终要归返的家园。事实上，不仅对中国文学是这样，对整个世界文学来讲，也是这样。据题为《俄罗斯文学界掀起现实主义大讨论》的署名文章报道，现实主义已经开始在俄罗斯复活：虽然“无论在艺术实践还是理论批评上，后现代主义都盛极一时”，但是，伴随着“俄罗斯文学界关于现实主义”的“蓬蓬勃勃”、“延续至今”的讨论，“风起云涌的后现代主义潮逐渐消退。连索罗金、佩列文、普里戈夫这样的实验家也开始在自己的新作中转向传统语言和传统形式。而沙尔古诺夫、谢恩钦等新生力量更是旗帜鲜明地加人到现实主义队伍中来。这说明：现实主义没有死亡，现实主义在发展。”（《文艺报》2005年8月30日）
现实主义没有死。现实主义也不会死。它会被轻忽地遗忘，会被傲慢地拒绝，但是，它依然是一种伟大而不朽的文学样态。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只有当现实主义的鲜花遍地盛开的时候，文学的春天才会真正来临。
2005年12月2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