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冲：三十万亡灵魂归何处？——谈电影《金陵十三钗》及其他

编者按

今天只推送一篇文章，并不是缺素材或犯懒，而是衷心希望每一位读者都能读一读这篇文章。文章评论的是张艺谋2011年的电影《金陵十三钗》，多年以前第一次看就不喜欢，后来看杨宁《文学理论》课程里提到说，这是一部典型的汉奸电影，这两天重看了一遍，越看越气，打开豆瓣一看评分居然高达8.3分，热评中也多是四星五星，真是不可思议。

写下这个标题以后，我犹豫了整整三天。三十万个中国人的生命，那是多么巨大、多么沉重的重量？我有资格以这三十万亡灵的名义说话吗？而我所要说到的事情，值得以这样的名义去说吗？

但我还是决定：就用这个题目。

公元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卢沟桥事变。8月13日，爆发了“淞沪会战”。我说不好这一仗是怎么打起来的。按我们现在的历史课的说法，它是日本人发动的第二个战略进攻作战战役。既然他们的陆军本部认为三个月可以解决中国问题，采取这种不合常识的打法也不是没有可能。

而按照海峡那边的一种说法（我不知道他们总共有多少种说法），这次会战是由当时中国的蒋委员长发起的。这位委员长在海峡这边叫蒋介石，在海峡那边叫蒋中正。蒋委员长调集了当时能够调集的所有国军，向驻扎在从吴淞口到上海一带的日军发起进攻，其战略意图据说是：迫使日本人由从北往南打改为从东往西打——听起来也有点怪怪的。一开始，因为兵力上的绝对优势和攻击的突然性，战场上的主动权在国军一边。但时间不长，随着日军增援部队不断抵达，很快转为相持，再转为节节退守。虽然国军始终在人数上占优势，但受武器装备和训练水平所限，作战能力已处于难以招架的态势。

有一种说法称，当时5个国军顶不了一个日军。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呀。所以，当蒋委员长下令撤退时，战场上败局已定，原指望的“节节退守”未能实现，撤退基本上表现为溃败。国军沿长江从东往西跑，日军跟在后面追，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再往西就是南京了。那是中国的首都，于是蒋委员长下令要打一场“南京保卫战”。他是真想打，还是碍于南京毕竟是首都，不得不装装样子，我也说不好，但据我的印象，后来的海峡两岸的军事专家们，好像都认为在没有足够的生力军可资投入的前提下，由正在一路溃退中的败军先收住脚，再转过身来打一场“南京保卫战”，守不住的。

担任这场“南京保卫战”国军最高指挥官的是唐生智。此人为何会被委以如此重任，我又说不好，有人说他是“主动请缨”，有人说他是“临危受命”，不过反正结果都一样。不能说完全没有发生过惨烈的战斗，但部分国军在局部地域的血拼死守，虽让日军多付出一些伤亡代价，却无助于改变整个战局。公元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由于唐司令对部队战败后如何撤退没有做出安排，甚至军令都无法下达，很多部队在战斗中被打散，很多军人成了日军的俘虏。

“南京保卫战”至此结束。

我再重复一遍：“南京保卫战”至此结束！此前所有在战斗中阵亡的国军将士，都应该也将会享有崇高的荣誉，作为以身殉国的战死者受到后代子子孙孙的尊敬和纪念。

但是他们不在那“30万”之内。

这以后所发生的事，属于另一个事件。这个事件，我们称之为“南京大屠杀”。也有人称之为“南京事件”，日本极右翼则称之为“南京谎言”，但我们坚持称“南京大屠杀”，因为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有超过30万个中国人的生命被毁灭，其中绝大多数是平民，包括大量的老人、妇女和儿童。在余下的、比例已经不大的中国军人中，绝大多数是已经失去了战斗能力的散兵，和已经投降的俘虏。

所以，它不是战争，不是战斗，而是一场真正的屠杀。日本是1899年海牙第二公约和1929年日内瓦陆战公约的签字国而他们的军人却杀平民，杀俘虏，直至杀被他们强奸、轮奸过的妇女。究竟杀了多少人，直到现在，既没有准确的数字，也没有普遍公认的数字。东京审判的“保守估计”是20万。中国后来有一项调查认为是34万。现在比较常见的说法是“约（或超过）30万”。中国死了那么多人；可是中国到现在也搞不清到底死了多少人。这不能怪谁。死人太多了，就搞不清到底死了多少人了。

在这场屠杀中，被杀的是中国人，杀人的是日本人——准确地说是日本军人。对于这场大屠杀，日本国、一批（我说不好是多数还是少数；我们这边有人说是“少数极右翼”，日本那边有人说是“大多数”）日本人的态度是不认账、不认错、不道歉、不反省、不忏悔。这五个“不”，是“日本可以说不”的典型实例。东京审判的时候，他们还不敢这样说，到了“日本可以说不”的时候，就说出来了。

一部引发众怒的电影

公元2002年12月13日上午10点，南京市全城鸣响了警报，纪念30万同胞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65周年。与此同时，一部在香港摄制的描写“南京大屠杀”的影片遇到了麻烦。这部据说制作得很粗糙的影片，其制片方的主要心思显然没有用在影片制作上。由于他们出色的工作，影片在内地公映顺利地通过了有关部门的审查。当时有媒体报道称：据制片方寰宇公司经理董培雯介绍，“国家广电总局日前以最快的速度发出批文，决定该片作为重点国产片推广，并代表中国参加意大利米兰影展、都灵国际电影节、美国圣丹斯国际电影节、香港特区紫荆奖等十大电影节及其相关的展映评比活动。”

或许是因此受到了鼓舞，他们决定于12月13日即“南京大屠杀”纪念日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举行首映式。为了取得同意，提前一周请该馆馆长朱成山看了影片。不料，朱馆长看后深表震惊，认为“此片有多处违背史实”，不仅断然拒绝在该馆举行首映，而且提出此片“不能公映，一旦公映，将会被日本右翼分子抓住把柄”。

毕竟是香港的公司，在危机公关方面反应迅速出招奇妙。他们说，因为采用的是在香港得到的资料，所以数据与内地的资料有出入，因为公映日期早已确定，来不及修改了，只能采取补救措施，将所有拷贝中的相关数据全部剪掉。这样做的实际结果是：你不让我用我的数据，我也不用你的数据。

他们还“解释”说：影片已经相关部门审查通过，不存在“禁演”问题。这就给了朱成山馆长的“不能公映”一个强硬的回击。既然还要如期公映，预定要上映此片的影院自然加紧准备，包括贴出影片的海报。不料这一回麻烦更大了，不再是一个朱馆长“深表震惊”，而是激起了众怒，因为影片海报稍微偏下的正中央，印有两行醒目的文字：“第一部揭露中国女性被奸杀的南京大屠杀电影”。

回应来得极快极明确：“片方认为女性在大屠杀中遭奸淫杀害是事实，这样宣传并无不当”，但很快又改了口，承诺将这种海报收回另行印制。有消息称，这是因为受到了那些准备上映本片的影院的压力。影院经理们说，张贴这样的海报，一旦激起众怒，人家把我们电影院砸了，最后也得落个白砸。还有些精明的影院悄悄将档期提前，于10日前后开始上映，于是，一些看过影片的观众进一步指出了影片中种种不合情理的、不可能发生的、胡编乱造的细节、场景。

片方又在第一时间做出回应：影片中的情节、细节、场景，是可以允许的虚构，他们主要关注的是那个事件中的“人性”。于是引发了另一轮反响——有人开始在网上发起一场“零票房”运动，号召所有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不要去看这个电影。这办法肯定是聪明人想出来的，极有威慑力。对制片方来讲，舆论或公众的谴责他们未必多么在乎，而一旦把矛头直接指向“票房”，让他们赔个血本无归，倒是最能打到他们的痛处！

这部名叫《五月八月》的电影到底收获了多少票房，有没有参加“十大电影节”，我没有看到媒体的相关报道，说不好，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过程，这个“零票房”运动，向我们提出了一个警示：有些电影，有心人是不应该去看的。

九年之后，这个问题再一次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我不看《金陵十三钗》

仍然是“南京大屠杀”纪念日临近之际，仍然是一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影片，即张艺谋执导的《金陵十三钗》。也是影片即将公映尚未公映之际，一位也姓朱、名叫朱大可的中国人写了一篇文章，直斥张导演在该片中所宜扬的是“情色爱国主义”。这种言论当然立即会受到反驳。《金陵十三钗》是一部大片，据说总投资6亿人民币。按“业内人士”的通常说法，这部大片用于宣传的费用应该有九位数。

我不认为所有的反驳文章都有挤占该片宣传费用之嫌，至少其中的一篇，我是把它当影评看的，因为它确实抓住了朱大可文章的一处“要害”——朱先生批评的是一部他根本没有看过的影片。为此，它举出了若干处实例，说明朱先生依据的其实是严歌苓的同名小说原著，根本不了解影片已经做了改动。其实举这样的例子纯属多余，因为影片尚未公映，朱先生根本不可能看到。至于这篇反驳文章的作者是怎样看到的，我说不好，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位先生可能没想到，对于一部分有心人来说，有些电影是不应该去看的，即使是为了批评也不应该去看。

我不反对、不阻拦任何人去看《金陵十三钗》，但我肯定不会去看。不看怎么批评？这就得归功于那大把的宣传费了。正是这些宣传，为我们提供了足够多的第二手材料。举个例子。现在网上就能看到很多剧照，其中的一张，是影片中一群国军的集体亮相。群体很酷，其中的每一个人也很酷。你可以数一数有多少个人——一个班吧（当时国军一个步兵班的标准编制是14人，另有班长1人）。他们手中都各持有一件武器，其中能够看得清的，就有三支冲锋枪和两挺轻机枪，还有一支带瞄准镜的狙击步枪。

你还可以看到影片的片花，看到国军扔出的手榴弹爆炸时有多大威力。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日本人那个“南京谎言”的最好的注释。我们都知道那时候的日军步兵是什么装备——一人一杆“三八大盖儿”嘛。以国军这样的武器装备，不仅根本不可能有“南京大屠杀”，也根本不可能有“南京保卫战”，早在当年的八月中旬，至迟月底，就应该将人数少得多、装备又差得多的日本鬼子全歼于吴淞口到上海一线！

《金陵十三钗》中的美国感觉

公元2009年，电影《南京南京》（当中那两个感叹号既没用又看着别扭，从略）上映的时候，我写过一篇《<南京南京>的日本感觉》，载于当年第4期《文学自由谈》，同年第24期《新华文摘》摘要转载。要言之，编导们在这部影片里找到的感觉，是日本人的感觉。他们想日本人之所想，急日本人之所急，替日本人总结他们应该从这一事件中汲取的教训，甚至以一个“人性觉醒”的日本兵的自杀，来替日本人向中国人谢罪。

可是，这样急赤白脸地以他们的代理人自居，管用吗？算数吗？不管用、不算数的。虽然电影院里放电影是在黑暗中进行的，也不能这样当众自慰呀！日本国、一批日本人的不认账、不认错、不道歉、不反省、不忏悔的态度，并没有因为中国电影导演的代理行为而改变。他们的这种“五不”态度确实让人着急，但那是替他们着急，说到底那是他们的事。他们的事，应该由他们去想，什么时候他们想明白了，真心地认账了，认错了，道歉了，反省了，忏悔了，我们宽容地予以接受就行了。我们应该想我们自己的事，总结我们自己的教训。

在这同一个事件中，我们和他们扮演的是两种角色：他们杀人，我们被杀。类似的事件会不会再次发生，首先取决于他们会不会再来杀人。我们当然希望他们“不来”，但究竟来不来还是取决于他们，我们替他们“保证”不来是不顶用的。我们能做的是“来也不怕”。这不是一个要搞军备竞赛的问题，而是一个民族精神的问题。如果我们总是炫耀中国人在任人宰割的情况下都能“昂着头去死”，我恐怕他们早晚还是会再来试一试的。

按那个文章标题的体例，这篇文章似乎也可以叫《金陵十三钗的美国感觉》，不过它只适合于严歌苓的小说，不适合于张艺谋的电影。这部电影的感觉是没有国籍的。如果说它还具有某种强烈的追求，那就是对票房、对铜臭的追求。

公元2011年，还有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小说引起中国读者的关注，那就是华裔美国作家哈金的《南京安魂曲》。最近看到一则报道，说到有一个4人的小型座谈会，谈论这部小说。其中，只有一位被称作“新锐作家”的王秀云，指出了一个极简单的事实：这部小说的作者是“局外人”。其余三位对此似乎均有保留，包括其中一位说：“恰恰是这种局外人的立场，提供了一种新的角度和可能性。”这也不错，但局外人就是局外人。

哈金自己也说，这本书是用英文写的，写给美国人看的。这里面不讲仇恨，也不讲宽恕，“就是把事情讲清楚”，让美国人知道南京发生过这样的事。这就很好了，足够了。至于美国人知道了以后有什么想法，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比如哈金就介绍说，有一位看过这本书的美国小读者问他：发生过这种事以后，那地方还有人住吗？哈金必须考虑他的美国读者关心什么，而这些美国人所关心的事和中国人是不一样的。

比如，他们在看电影《战争之花》时，决不会关心当时国军的一个步兵班装备有多少冲锋枪和轻机枪，枪里是否装有永远打不完的子弹。又或者，“教导队”是种什么部队，它打到只剩下十几个人时，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人员和装备的构成。他们也很难关心到当时确有一个“教导总队”，下辖两个师。伤亡再大，也不至于打到只剩下十几个人。那是一支“中央嫡系部队”，装备不错，但并不称为“德械师”，士兵都打绑腿——你觉得他们会戴德式钢盔吗？

严歌苓的情况不太一样。她用中文写的小说经常在国内刊物上发表，中国读者对她的熟悉程度不亚于其他中国作家，应该说《金陵十三钗》也是写给中国人看的。但我们还是不能忘记，虽然血很浓，护照也很硬。为了写这篇文章，我虽然决不会去看电影，但还是愿意重读一下这部小说。翻旧杂志不如上网方便，一搜就得，而且还有个意外收获：小说后面附有一个“编辑稿签”。

不知道是出于原发还是转载编辑的手笔，甚至说不准真伪，但那稿签的内容确实有点意思。它说：“作为彻底的女性主义倾向者，严歌苓的小说谨守以描绘另类女性人群为本的原则，以女人的视角摹写‘特殊女人’的言行心态。”

它认为，“男性在这篇小说中沦为配角，……这是一场……发生在女人之间的战争。”

“将教会学校里长大的纯白无瑕的少女，和在欢场摸爬滚打的妓女利用战争与命运放置于同一个空间，一种未解人事的清白混沌遇到被蹂躏后的邪媚浓香，两边都对对方充满了抗拒排斥却又带有说不清的向往。”

“侵略是一种广义上的强奸，在文章结尾日军设计侵犯唱诗班少女，13个妓女却甘愿以身相代，这不仅是一种‘仗义’，而是女性以自己的特有方式对抗侵略。”

坦白说，我在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即为写作本文准备资料，因而满脑子都是“南京大屠杀”的情况下，突然读到这段文字，真是顿觉“耳目一新”！一开始觉得它实在太离谱，但很快又觉得也不能说它完全不靠谱。不能说它根本就是一种误读，更何况误读也是一种解读。实际上它就是一种把“时代背景”抽掉，只关注人物和人物关系并且把性别因素放在突出地位的解读。

从故事的逻辑关系上说，“南京大屠杀”是可以被其他的“外部暴力”（比如一伙土匪）所取代的。从作品本身讲，“南京大屠杀”能够被“抽掉”，毕竟因为它与作品本身粘合得不是最紧密。这就是局外人的局限性。不过，护照并不是这个问题的惟一原因，一些中国作家比严歌苓更“局外“。但这个稿签的最重要之处，还在于它的价值取向。这种肯定性的稿签，当然意在指出作品的最有价值之处，由此可以推想，在它的执笔者看来，“南京大屠杀”终不过是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而“人性”才是更永恒、更终极、更有深度的主题。这种价值判断，一段时间以来在我们的文学界很有代表性、普遍性。后面我们还会专门讨论到“南京大屠杀”与“人性”的关系。

这里只说，面对全副武装的兽性大发作的日本军人，没有武器的中国人能够拿什么来展示我们的“人性”？

那年我参与评一个年度小说排行榜，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是备选篇目之一。在议论到这个作品时，我提了一个问题；当你读到玉墨说出“神父，我们去吧”时，是不是有一种松了一口气甚至“如释重负”的感觉？当然，在座的评委们都不傻，没人拾我的话岔，我自己也很识相，就此打住。不过，现在我可以承认，如果这个话题继续下去，我大概会如实招供我的真实情况——读到这里时，“如释重负”确实没有，但松了一口气的感觉几乎是不招自来，而且要直到五分钟以后，我才意识到这口气松得很无耻！

那一年的备选篇目中还有一部中篇，里面也有类似的情节，不过与“南京大屠杀“无关，各种因素也相对单纯。记得（不一定很准确）大致上是这样：在一个抗日根据地与敌占区的中间地带，炮楼里的日本鬼子命令一个村的村长（应该是那种“两面村长”吧）送一个“花姑娘”来，否则就要怎样怎样。村长很为难，最后的解决办法也是有一个当过妓女的自愿前往，不过，第二天人们发现她已被杀害。

我当时的感觉是，这位作者很会编故事，这个故事好就好在这位当过妓女的中国女性被杀害了。故事也有可能（甚至可能性更大）朝另一种方向发展，因为日本军人也是人，不一定每个人都时时刻刻处在非理性的状态，而这一次确实只是为了解决一下生理饥渴，那么这位勇敢的中国女性也有可能被放回来，甚至手里还拎着两升大米。那样的话，不仅我们的作者，恐怕全中国人民都会觉得很尴尬。

从张纯如到严歌苓

那之前不太久，2003年9月18日，数百名（其中一种较具体的说法是约380名）日本人到珠海集体嫖娼，当地则有人“挺身而出”组织了数百名小姐接待。日本人兴尽而归，行前直言：“我们就是来玩中国姑娘的！”大约一周后事发，当地警方“对涉嫌卖淫嫖娼的场所和涉案人员进行了清查”，并“重申：任何形式、任何人的卖淫嫖娼行为，都是违法的，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只是那些“涉案”的日本“游客”已经回国，恐怕是鞭长莫及了。

如果不是因为有了张艺谋的电影，上面那些恐怕都早已成为永远的过去。现在，这个问题又被重新提了出来。近日在网上看到一个杨澜采访严歌苓的笔录：“我们一上来便尖锐的问道：有些评论偏激地指出在国难当头的时候难道只剩下妓女可以挺身而出了吗？而她不急不缓地说，在她的想象中秦淮名妓就应该是那样，比如明末戏剧中的李香君，在传统中国文人的笔下她们就是有气节敢于担当的形象。而她的构思确实来自美国人魏斯莉的笔记，南京沦陷后在金陵女子学院避难的女子中有20多个妓女挺身而出，为了保全良家妇女而牺牲自我。”

对杨澜不能要求太高，像“偏激”、“挺身而出”这样的词语究竟该怎么用，姑且先含糊着。答问时的严歌苓可能因为灯光太强有点晕头，她其实应该知道李香君是咋回事——说到底无非就是在愿意给这个男人（侯方域）、不愿意给那个男人（阮大铖）做妾的选择上有自己的主见。最起码，她应该知道李香君是当时的“秦淮八艳之一”，八个里才出了一个李香君，不好迳说“秦淮名妓就应该是那样”的。这些也就罢了，只说“她的构思确实来自美国人魏斯莉的笔记”。

这位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留守金陵女子学院的美国女传教士，正好是哈金的《南京安魂曲》的主人公，虽然哈金管她叫魏特林。她挺身而出——这才叫挺身而出，保护了一万多名中国妇女儿童。这段经历所造成的心理创伤使她精神崩溃，回到美国疗养时自杀。

中国人把她遗忘了，而她的自杀行为又为教会所不容，其事迹几乎被湮灭，直到华裔美国女作家张纯如在历史著作《南京暴行》中提到了她，才渐为世人所知。据哈金介绍，后来人们注意到了她的日记（一说是笔记），台湾人胡华玲为她写了一本传记，一个英国作家写过一本关于她的不成功的小说。我得承认，这些我都没有看到，也不知哪里能够找到。我的极有限的所知，是她曾允许日本人从她的保护范围之内带走了20多位（一说是21位）中国妓女。

有记者问哈金，她在日记中是否对此有自责？哈金的回答是：“在日记中她没有自责，但是提到了这个事后来在报告中就不提了。”

我还看到过一个资料，对此事有较详细的介绍。但我无法对其真实程度做出任何判断，所以倒不如就把它当“小说”看待。因此我不提它的出处，也不引它的原话，只由我做如下的叙述：日本人知道学校里有很多妇女，就来找她要人——讲明是要“慰安妇”，遭到她拒绝后日本人也不让步，并发出种种威胁。这时她下属中的一个人（中国男性），自行到避难的妇女中去问谁以前是干这个的。

魏特林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直到日本人把20多个或21个妓女带走。她只能这样独自承受那巨大的心理压力。至于被带走的妓女，似乎并没有太强烈的反应。其中可能有无奈，可能也有麻木，包括有人误以为是在给她们提供新的场所，好让她们能恢复一度中断了的营生。好了，读者可以自己去判断，同样作为小说，和《金陵十三钗》的处理相比，哪个更让你觉得具有虚构的真实性？

网上还有一篇署名朱成山的博文，虽然三个字都一样，我还是不大愿意相信就是曾经痛斥《五月八月》的朱馆长。文章在比较小说与电影的异同时，有这样一段很奇怪的文字：“对13个妓女的最终命运，影片中没有交待，留给人们去想象，而在小说里这些女人最终命运是很明确的。即赵玉墨是13个女人中唯一活下来的。在那次日本军官分享13个女学生时，其中两个女人企图用牛排刀反抗未遂，当场被杀害。其余11个女人在被发放到刚刚建立的慰安所，于两三年内相继死去的有10人。她们有的是试图逃亡被击毙的，有的是染病而死，个别是自杀的。只有赵玉墨因相貌和格调出众，享受她的是中下级军官，对她的把守渐渐放松，使她终于逃跑成功。”

无妨把它视为一种重新“续写”，虽然迹近“胡编乱造”，但也是建立在对原作的某种解读之上的续写。这位朱先生正确把握了事件的性质。

我猜想严歌苓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采取了预防措施，那就是让这些姐妹们带上了剪子、牛排刀、水果刀、发钗之类的“武器”，甚至还给了一个“刺客”的称谓。这就明白地暗示了她们没有任何其他（比如心存侥幸）的想法，只有一个念头——以死相拼。

用这种办法来“拔高”人物，是中国作家习以为常的套路，华裔的严歌苓未能免俗并不让人太意外，何况这把两面开刃的小刀也伤到了她自己。这十三位姐妹被拔高了的同时，另外十几位清纯的小女生就被置于更尴尬的境地。如果仅仅是失身，她们这样地接受别人的替代已经很不应该，若直接就是去以死相拼，她们绝对应该自己去面对。

实际上，十三位姐妹的出发，就是这个故事的终点——不仅是作品（小说、电影）的结尾，也是故事的终点。这个故事只能编到这里为止，再也编不下去了，也不再有任何合理的可能性“留给人们去想象”。如果她们真的践行了以死相拼的计划，（若按朱先生的续写，除了有两位姐妹亮出了牛排刀，别的事都没有发生，就连赵玉墨也并未动用那把曾被一再渲染的小剪子），甚至只要日军发现她们并不是他们想要的“少女”，就绝不会轻易放过教堂。如果最终这些姐妹只是提供性服务，虽然对她们来说仍然是巨大的屈辱和牺牲，但性质上就完全不同了。

如果与这个故事的“原型”（即便也是虚构的）相比较，这一点就更清楚了。在“原型”里，日军要的是慰安妇，得到的是妓女。虽说这仍然是一个民族的屈辱，是一种对兽行的妥协，也构成了对魏特林的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精神伤害，但这个屈辱的妥协毕竟换来了在那里避难的上万名中国妇女儿童的暂时的、相对的安全。相比之下，小说里的故事，就成了用十几个已经不清白的女人去顶替十几个清白女人的故事。拔高反而变成了贬抑。这是个编出来的故事，只能编到这里为止。

不过，严歌苓至少对得起她笔下这十三位坦然赴死的姐妹。她让她们出发时穿上了白纱衬衫黑色长裙的唱诗班大礼服。由于此前极少写到她们的穿戴打扮，这身装束就使她们以一种圣洁的形象留在了读者的记忆中。

被奖项“绑架”的视觉生产

但是，这个在小说中成为最后定格的形象，在张艺谋导演的电影里被彻底颠覆了。我读到多篇宣传文字对此津津乐道，指出这是影片中诸多“亮点”中突出的一个，也从网上看到与此相关的剧照、宣传照不下十种，包括各种的角度，各种的队形。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严作家倾心于带有宗教色彩的圣洁，拗不过张导演偏偏喜欢世俗的美艳。问题是张导演起码应该想到这些旗袍的来路。

现在有很多中国的电影导演，包括张导演，或者说以其为代表，都在不要命地追求“视觉冲击”，早已忘记审美并不是仅仅由视觉来单独完成的。那一件件靓丽到艳俗的旗袍，虽然确实很能刺激观众的眼球，但有心的观众还是会想到，它们不过是这些女子卖笑时的“行头”。而用这些“行头”包裹了以后所呈现给观众的女性人体的曲线，则是在时时提醒观众不要忘了对性的关注。在这一点上，张导演确实技艺出众——真的很难再找到别的符号，能足够含蓄又如此明确地拉着你直奔主题了。

是的，在这部影片中有两个贯穿全片的东西：贯穿全片的背景是“南京大屠杀”；贯穿全片的核心元素是“性”。网上有人转述美国影评对此片的不屑，其中引用了《好菜坞报道者》的说法：“在好莱坞，只有最愚钝的（the crassest）制片人才会在南京大屠杀这样的灾难中注入性的成分。”

也有人说它是假消息；而就我来说，即便它真是谎言，我也情愿信以为真，因为我觉得只有对文字很讲究的人才会选择“crassest”。当然，张艺谋肯定不这样认为。他把浑身解数都用在了这上面，显然是认定美国人喜欢这个，“冲奥”全靠这个。

他为此对小说所动的最大手术，就是让一个假神父“挺身而出”顶替了真神父。从编故事的角度说，这个以假充真的掉包，比让妓女顶替少女难度更大。原来小说中刻画得很有特点也很有分寸的真神父，故事开始之前就被强行“出局”了。如果说这还可以用“巧合”来敷衍，人们又如何去相信那样一个教堂里竟会只有一个神职人员，他一死，就能轮到偶然闯入的殡殓师来以假充真？但是，无论多么不合情理，这个神父必须是假神父，以便不受教规的约束，进入本片的核心元素——性。

于是，这个环节就以一个既成事实的形态强加给了观众。一个好莱坞的大明星出现了。虽然中国观众对他并不熟悉，但这正好可以在宣传时把二线明星说成一线明星，把只得过一个最佳男配角奖的演员说成“影帝”。关键是以美国明星为主角的影片更有利于吸引美国观众，更有利于“冲奥”。新的主角的出现，打乱了原小说的人物配置。

借用一下那个“稿签”的表达方式来讲，就是：“女性（在这部影片中）沦为配角，……这是一场……发生在男人之间的战争。”

这场战争的实质和结果，就是日本人虽然能残害中国人的生命，蹂躏中国女人的身体，但是美国人却赢得了最漂亮的那个中国女人的芳心。美国人看到这个能不高兴吗？能不满意吗？他们自己在68年以前不就是这么干的吗？有一部在中国被译为《战地钟声》的美国电影，背景是西班牙的反法西斯内战，可是当贾莱·古柏饰演的那个美国佬一出现，片中最漂亮的西班牙女人，立刻就投入了这个美国佬的怀抱。既然当年《战地钟声》曾获得多项奥斯卡提名（不过只得了一个最佳女配角奖），我们张导的《战争之花》是不是也离小金人不远了？

编一个诸如此类的故事去赚美国人的钱，去拿他们的奖，没有理由反对。为了赚钱和得奖，曲意讨好他们，也不是绝对不可以。但是，咱们不要拿“南京大屠杀”来说事不行吗？那不是一个已经结痂的伤疤，而是一道70多年以后仍在流血的伤口！你不觉得那是对30万中国亡灵的亵渎吗？

呼唤局内人的自省

在网上那篇含有王秀云指称哈金是局外人的报道后面，有一则网友跟贴问：局内人都干什么去了？

是的，所有的局内人都应该感到羞愧。不是技巧问题。我们作家写小说的技巧，导演拍电影的技巧，已经相当不错了。至今不能为那30万亡灵找到一个恰当的安放之地，缺的不是技巧。缺的是精神高度。如果我们的精神高度本应像一个站立着的人那样高，现在却只有大腿根那么高。那正好是一个人匍匐下跪时的高度。

在为这种匍匐下跪辩解时，最常用到的一个词语就是“人性”。“第一部揭露中国女性被奸杀的南京大屠杀电影”，就声称“他们主要关注的是那个事件中的‘人性’”，并以此为理由，将影片中“种种不合情理的、不可能发生的、胡编乱造的细节、场景”，说成“是可以允许的虚构”。这不是偶然的、个别的现象。

在此之前，另一部由内地拍摄的、片名直接叫《南京大屠杀》的影片里，编了个异国恋的故事，在回答对此的批评时，也说这是为了更好地、深入地表现“人性”。在《南京南京》里，中国导演跨越式地去关注日本士兵的“人性的觉醒”。

现在，我们又从影片《金陵十三钗》的宣传中，看到了“人性之光”这样一个关键词。我曾试图想象，在那断壁残垣、尸横郊野、血流成河的背景下，“人性之光”能发出一种什么形状、什么颜色的光芒？很惭愧，没有成功。如果我们想从现在这种匍匐下跪的姿势中站起来，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自己明白，在这场毁灭了三十万个中国人生命的大屠杀中，根本就没有“人性”的立锥之地。这儿只有杀人和被杀。对于被杀的中国人来说，重要的不是“人性”而是“人命”！

即使那是一个丧尽天良十恶不故的罪犯，也应该由中国政府依法予以枪决，轮不到日本人来杀。对于杀人的日本人来说，重要的不是人性的觉醒或泯灭，而是兽性的大发作！这不是普通的“兽性”，不是羊性牛性马性也不是狼性虎性狮性。动物捕猎只是为了得到食物，即使是最凶猛的禽兽，也不会在吃饱了肚子以后还去拿捕杀别的生命取乐。只有人——在这种用两条腿直立行走的动物重新成为野兽之后，才会做出发生在“南京大屠杀”中的那种事情！

我们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再也不要打肿脸充胖子。这是摆在我们整个民族面前的一道大难题。30万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被屠杀了，任人宰割，引颈就戳，没有有组织的反抗，甚至没有有组织的逃离，军队惨败，政府无能，民众麻木，怎么说都是我们民族的一次奇耻大辱。什么时候我们这个民族有了足够的自信，足够的勇气，敢于面对这个奇耻大辱了，敢于正视这个奇耻大辱了，那就是世界上任何人都不敢再来欺负我们的时候到了！

而在此之前，我们现在就能做的，便是起码不要再打肿脸充胖子。不要再像影片《金陵十三钗》那样，在十五万部队一败涂地、溃不成军的大背景下，弄出十五个人来打一场“硬仗”，以为这就“打出了中国人的志气和威风”。也不要再像影片《南京南京》那样，在几十万人任人宰割、在极度的惊恐或非人的折磨中死去的大背景下，弄出几个不屈不挠的镜头，喊着口号去死，“昂着头去死”，以为这就能“让我们看到这个民族的希望”。一个只会“昂着头去死”的民族，必定是个毫无希望的民族。

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么就低下你的头，为那30万亡灵祈祷吧！这样做好像不怎么够，其实已经够了。

至少没有罪过。

（本文多处与哈金及其著作有关的材料，均引自《南方周末》2011年11月24日刊登的该报记者朱又可对哈金的采访。）

（转载自《文学报新批评文丛·第1卷第3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