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冲：你从“这边”看到了什么“风景”？

王蒙先生尘封40年的旧作《这边风景》于近期面世，广受文学界、媒体等多方关注。今日审视这部写于数十年前的作品，其文学品质、生命力如何？陈冲与王蒙有着相仿的人生经历和创作实践，他在此文中发表的读后感，描述了他从《这边风景》中看到的“风景”，是耶？非耶？欢迎更多方家参与讨论。———编者

从一开始就注定写“砸”了

有朋友问我，你为什么不评论一下王蒙的长篇新作《这边风景》？我说，那不行，王蒙是我哥们儿。该文友说，就把王蒙当个哥们儿来评论，多好！我一想，也是。别管人家是不是把咱当哥们儿，咱就把他当哥们儿来评论，虽然他的官衔比我高得多，他的文学成就比我大得更多，但有一点他比我大不了多少，那就是年龄———他只比我大三岁。哥哥辈儿的哥们儿。除了这些差别，也还有一些共同点，比如都当过右派。虽然他是著名右派，我是非著名右派，但我这个右派的含“右”量并不低———极右。此外还有一个共同点，在当下的批评界，很可能我是唯一拥有这个优势的家伙，那就是我也有过地下写作的实践，而且同样是从1974年开始写，同样是写一部“大长篇”。我写的是个“三部曲”，有朝一日印出来，比他这个上下册还要多一本———这大概是我唯一有可能超过他的地方，但也只是可能，因为我那三部曲只出了一部。

据介绍，《这边风景》于1974年动笔，1978年初步写完，但是直到2013年4月才正式出版。尘封近四十年后始得见天日，首先就给批评家们出了一道题：你是把它当作1974年的作品看，还是当作1978年的作品看，抑或当作2013年的作品看？这是三个很不一样的年份，怎么看，对作品的评价会有很大的不同，于是就有了批评家们的见仁见智。而据王蒙自己介绍，他在出版前只对原稿做了很少的修改，尽量保存其原始状态，然后再在每一章的结尾加一个简短的“小说人语”，作为今日之作者对当年之作品的一种观照。这就让“新作说”派和“旧作说”派都觉得自己有了依据。但是，不管怎么说，近四十年的时间跨度，毕竟造就了一种沧海桑田式的历史感，从而提供了一种方便，当这部书上市发行，照例需要一个“好评如潮”的时间段时，如果某位批评家既想成为这股潮水中的一朵浪花，又不打算费时费力地去读那两大本文字，那么谈论这部作品的“文学史意义”，就成了最便捷也最稳妥的话题。反正按照中国人隔代修史的传统，这部文学史的定稿得是千秋万代以后的事，斯时也，无论这部正史上提没提到这部小说，或者提到时又是怎么个说法，你再想找他，肯定没地儿去找了。

眼下就正处在这个“好评如潮”的时间段内。在正常情况下，你若想从如潮的好评中找到那个评价最高的好评，通常都会是一件挺费劲儿的麻烦事，不过现在好办多了，现在中国出了一位个性鲜明的批评家，凡是好评如潮的作品，给出评价最高的好评的，总是这位。上网一查，果然。这位批评家对《这边风景》的评价是：“这部作品我们怎么高度评价都不为过”。您还能做出更高的评价吗？不能了。为了使这个至高无上的评价能够成立，就不能拿常识以内的批评标准来衡量这部作品，所以这位批评家单为这部作品设定了一个新标准，而支撑这个新标准的则是一个新概念，叫做“历史的前进性”。

像这样坚硬的物件，我们只能慢慢消化。
任何足够大的事物都有两极。虽然有批评家给出了不设上限的高度评价，但是我在与一位普通读者交谈时，却被问到一个冷得不能再冷的问题：你说这样的书还值得出版吗？显然，这是一个外行的问题。一本书的出版，不是文学问题，而是商业问题，所以不存在值不值得出版的问题，只存在能不能出版的问题。只要作者想出，又有出版社愿意出，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这儿容不得假设。比如假设河北省保定地区（也就是出“桃园经验”的地方）有位农民业余作者，根据耳闻目睹乃至亲身经历，在1974年写了一部长篇小说，说“四清”运动和“社教”运动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不搞是不行的，但是像刘少奇、王光美那样搞法也是不行的。你把大大小小的农村基层干部全都“赶上楼”，再让他们一个一个地下楼，结果就有很多人因为下不了楼，被整得死去活来乃至家破人亡。那是一条错误路线嘛！不是“党内外矛盾的交叉”，而是“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嘛！诸如此类吧，虽然写得有板有眼，可是等他写完，党中央已经给刘少奇平反了，这书就没法儿出了。到了2013年，这位农民业余作者仍不死心，又拿着这部手稿，想找个地方出版，估计他走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也不会找到一家出版社愿意给他出版。可是这样的假设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对于王蒙来说，他可以有若干条理由想出这本书，而只要其中的一条，比如为了纪念他那刚刚去世的爱妻，就足够了。同样，对于出版社来说，也可以有若干条理由愿意出这本书，而只要其中的一条，比如肯定不会赔钱，就足够了。

可是，当这部叫作《这边风景》的长篇小说摆在了批评家面前，而批评家又想对它说点什么的时候，他就不能不经受一次严峻的考验了。只要开口，他就回避不了一个根本性的诘问：你从“这边”看到了什么“风景”？我愿意把这个诘问表述得更准确一些———在这儿，王蒙在书中呈现了什么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从书中看到了什么，因而你对这个问题所做的回答，表达的只是你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比如那位批评家从书中看到了“历史的前进性”，表达的就是这位批评家的历史观，完全不是王蒙的历史观。王蒙决不可能认为把他打成右派体现了历史的前进性。因为看到的风景不同，对书的评价自然也不同。与那位批评家的“怎么高度评价都不为过”正相反，我认为这是一部从一开始就注定写“砸”了的长篇小说。

大权旁落的书写模式

如果我们不忙于一开口就谈论宏大话题，例如历史是不是总在“前进”，绝对没有倒退或出轨的时候，而是老老实实地从阅读开始，从文本入手，那么我们从“这边”看到的“风景”，是从伊犁河谷地区的美丽和富饶开始的。然后我们隐隐感到某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某种“树欲静而风不止”的压力，因为国内外阶级敌人正在利用我们的暂时性的经济困难兴风作浪，而出现这种暂时性的困难，是因为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并不是因为我们做错了什么。到第8页（正文是从第2页开始的），作者已经为我们做了一个小结：“当他（伊力哈穆）这一次重又踏上家乡的亲爱的土地的时候，在不知第几百次高谈阔论了伊犁的得天独厚的奶油与蜂蜜之后，紧接着迎接他的竟是稀少的行人、萧条的市面、紧闭的门窗、惶恐的目光，还有乌尔汗的那摧肝裂胆的惨叫！”为什么会这样？到第10页，这个问题的答案初现端倪：大队的一、二把手出现了位置对调，而不被伊力哈穆看好的穆萨，居然也当上了生产队长。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那位发明“历史的前进性”的批评家显然不知道，这个问题在当时叫“印把子”，指的是无产阶级已经得到的权力有可能重新丧失，从而面临一次历史大倒退———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复辟。虽然资产阶级从未在中国掌过权，但仍然要叫“复辟”。

1960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老贺到了小耿庄》的长篇通讯，稍后被改编为扬剧《夺印》，唱遍大江南北之后，又被改编为同名评剧，唱遍全国。这是样板戏之前的样板戏，自1963年初首演之后，芝麻开花节节高，发展到最高峰时，曾要求所有的专业剧团都必须下乡演出《夺印》，而且不管是哪个剧种的剧团，都必须演评剧《夺印》，以至出现了京、昆、梆子等剧团乃至歌剧团、话剧团纷纷学唱评剧的盛况。我那时正在劳教所里“留场就业”，原本没资格参与其盛，只因盛之又盛，劳教所的剧团也要排演该剧了，而且指定我扮演其中的坏蛋陈广西，这才得以躬逢其盛，留下了深刻印象。不瞒您说，我还真是认真研究过那个剧本，甚至提出过一个修改意见———剧中主角何文进有句唱词：“跨进陈家大门楼，气味分明不对头”，可那已经是土改十多年之后的事了，老地主陈景宜家怎么可能还有“大门楼”？后来领导答复说，你的意见虽然也有点道理，但上面有要求，这个戏必须一字不差地按原来的剧本演！这使我第一次认识到，那些负责把关的同志们虽然在政治上高度警觉恪尽职守，在其他方面却相当马大哈，而这种按模式编造出来的东西，偏偏又爱出漏洞。到了2008年，我有幸得到一份请柬，观看了省委宣传部组织的联欢晚会，看到一半，居然出现了《夺印》选段，我大为震惊之余，愤然退场，以示不屑。等我走到门口，回过头来朝观众席上看去时，我发现数百名观众都表现得很平静。后来才知道，我实在是太自作多情了。2005年，中国评剧院根据原演出本重新排演了《夺印》，而在一个票务网站上还挂着一则广告，推销2012年2月11日丰台区文化馆一场演出的戏票，所演的剧目正是《夺印》。

《夺印》非常样板地代表了那种模式：大权旁落。《这边风景》的这个开头，则相当准确地“复制”了这个模式。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原来出问题的总是大队长！库图库扎尔虽然一度窃居了书记的位置，到头来或者说本质上终归是个大队长。大队长一旦掌权，就意味着“印把子”出了问题。这个一、二把手对调，实际上就是一个弗洛伊德式的隐喻，虽然那时候神州大地上的六亿舜尧尚无几人识得老弗是谁，但大家都知道，一个大队也好，一个国家也好，一旦发生了一、二把手对调这种事，麻烦就来了！

边民外逃事件的书写模式

《这边风景》读到第17页时，再一次让我想到了《夺印》。作为展开矛盾冲突的核心事件，或者说“戏核”，居然也是一样的，都是集体的粮食被盗，差别只在于陈广清大队被盗的是稻种，库图库扎尔大队被盗的是小麦。我不认为这是抄袭或模仿，倒是宁愿把它视为一种必然的巧合。我们往往一提到巧合就想到偶然性，其实巧合有时候也有必然性。在那个时候，一个生产队所能拥有的最有价值、最具重要性的东西，只有粮食。而最容易被成批量偷走的，也只有这种名义上属于集体，属于这个集体中的每一个成员，但实际上它又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个成员，包括按人头平均下来的那一份也不属于他的这种———粮食。如果队里丢的是一条毛驴，就很难把它渲染成一个重大的阶级斗争事件了。

但是，《这边风景》里并非只有这些。首先，它写到了1962年的边民外逃事件。按文本说，1962年这个时间跨度里发生的事，在这部长篇小说里只占了不到三分之一的篇幅，而在这些“事”里，外逃事件所占的分量，甚至略略超过了其他事件———粮食被盗、一二把手对调等———的总和。就我的阅读所及，这是我国第一次以小说的形式相当正面地写到这个事件，所以无论如何这都是王蒙的一个新贡献。但是，这并不等于王蒙为我们写出了这一事件的真相。要求作家在1974年就把真相告诉我们，对作家来说太不公平了，因为直到今天，有关这一事件的档案还没有完全解密。但是我们知道关于这个事件有过两种说法，在事件发生的当时，它被说成是国内外阶级敌人共同制造的一个阴谋，而在事件平息之后，则被定性为“边民外逃事件”。这两种说法显然存在着很大差别，但在当时，却不存在后者否定前者的涵义。那时候大家都知道有一条语录，不能用现在的政策去翻过去的案。难为我们的作家，把这两方面都照顾得很周到，让我们从“这边”看到了一道奇特的“风景”：既没有放过对阴谋活动的揭露，又没有让任何一个阴谋家被人赃俱获地逮住。到第179页，一切又归于平静，没事了。老百姓就是个过日子，去了“那边”的在那边过日子，留在这边的继续在这边过日子。当然，这边的日子里有阶级斗争，而这个斗争又集中地表现为四清———社教运动。另外，除了政治定性，对这一事件还有个价值判断问题。

在第138页，作者借哈丽妲的嘴说：“我年轻，需要幸福和富裕的生活，而我们的国家还很穷”。在小说里，这是一种被严厉批判、彻底否定的价值观，但是在我们今天读到时，它却显示出某种难以忽视的正当性。如果我们完全不承认它还有一定的正当性，今天的一些事就会很不好办。例如前不久刚有报道，说到“这边”一些绝对不穷的人，在没有受到任何挑拨、煽动、威胁、裹挟、引诱、欺骗的情况下，心甘情愿地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去“闯关”，拼死拼活把孩子生在了香港“那边”的医院里，多年累计下来，这样的“双非子女”已达二十万人，是官方公布的当年外逃人数的三倍。现在他们发现在“那边”其实占不到什么便宜，反而常常受到歧视和排挤，生活中也有许多实际困难，可是再想“做回原来的中国人”已不可能。有趣的是，当年的那些外逃者，现在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王蒙在《这边风景》研讨会的发言中说到：“04年，我在莫斯科接受了一个荣誉博士的学位后，我从阿拉木图回到伊犁，走的边民出逃事件的反路线。经过了维吾尔村，那些哥们生活得不好，因为在阿拉木图他们没有根，而阿拉木图强调他们是哈萨克斯坦，所以我仍然保留对他们的关心，希望他们日子以后能过得好一些！”

所以，如果我们不是不切实际地向王蒙要求所谓的真相，而是合情合理地要求一种可以“被接受”的、大体上能够“自洽”的书写模式，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这边风景》确实提供了这样一个模式。在那个特定的意识形态允许的范围以内，你要写这件事，就只能写成这个样子。这是王蒙的贡献。即使到了今天，这个模式的主要方面仍然是适用的。当然，如果不再那么强调阶级斗争，腾出手来写一写当时所采取的那些很务实的措施，比如农垦兵团的“三代”行动，倒是更能彰显我们当时的善后工作其实是做得很出色的，对于稳定局势，避免灾难性的后果，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整整七百年前，即公元1262年，蒙古人阿里不哥的军队开进了伊犁河流域，这片美丽富饶的地方那时叫阿力麻里，当地人四散逃亡，逃得十室九空，田园荒芜，而阿里不哥却没有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到了第二年秋天，这片一向以盛产粮食和苹果著称的地方发生了严重的饥荒，阿里不哥的军队断了粮草，不战自溃，最终导致了阿里不哥本人的政息人亡。

事实上，今天你上网查一查就会发现，那些脚踏实地进行补救的人，包括“三代”政策的倡导者，并没有完全被遗忘。而到了历史得以本来面目呈现给人们的时候，他们的姓名和事迹也一定会被重新提起。

“四清”运动的书写模式

《这边风景》有三分之二的篇幅是写“四清”运动的。这个运动的内容，最初是清工分、清账目、清现金、清仓库，后来“深化”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然后又“进一步深化”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而实际上它无论怎样深化，一言以蔽之就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具体说就是整人，从整群众到整干部到整“走资派”，所以为了简便，咱们下面就统称为“四清”。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甚至说“文化大革命”就是“四清”的“更进一步的深化”也不为过，因为“文革”的原动力“打倒走资派”，就是在“四清”后期的“二十三条”里提出来的。

但是，一直到“文革”结束，“四清”始终没有在文学上得到过稍微像点模样的反映。“四清”还没完，“文革”就开始了，而“文革”一开始，所有的文学创作就停止了。到了“文革”后期，文学创作稍有恢复，创作者们主要都忙于写夺权，写打倒走资派，写反对投降派，写批林批孔，写反击右倾翻案风，基本没人愿意去抓“四清”这块烫手的山芋。所以，王蒙敢在1974年写“四清”，确实胆子够大，也可见抱负不小。

我在上一节不厌其烦地论证了一个基本观点：就外逃事件而言，我们从“这边”看到的“风景”，不是自然风光，而是一幅风景画，其文学意义就是提供了一种书写模式。现在我可以省点事了，无需再次论证，因为根据同样道理，我们从“这边”看到的关于“四清”的“风景”，同样也是一种关于“四清”的书写模式，这样我们就可以腾出手来，更多地关注一下下一个问题：这个模式为什么必须或必然是这种样子？

但是我还是要强调一下这个活儿的难度。除了王蒙，恐怕再无第二个人能把这活儿拿下来。在“四清”运动轰轰烈烈进行的那一年多的时间里，处在运动当中的基层干部群众，先后被要求认真学习并贯彻执行三份中央文件，后来它们被简称为“前十条”、“后十条”、“二十三条”。都是中央文件啊，那些识字有限的农民们，怎么可能认识到里面竟然存在着你死我活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央文件跟中央文件斗起来了，你让这些农民们怎么办？就连冰雪聪明的王蒙也常有束手无策之感，例如他在第五十二章的“小说人语”里写道：“（‘二十三条’）矫正了一些原来‘前十条’‘后十条’的‘左’的错误提法，但又提出了‘走资派’的更‘左’的说法。”（第648页）从文本看，《这边风景》对“四清”中的一些“左”的错误做法（不仅是提法），确实采取了鲜明的批判的态度，但是作为一种书写模式，这种批判态度本身得有一个依据，一个立脚点，而如果要用毛泽东的“更左”去批判刘少奇的“左”，又确实很难。所以他又说：“小说人只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尽最大可能找到了一些‘政治正确’的依据，在作品中批判了极‘左’。”如果说《这边风景》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王蒙在1974年定下的，那么在这个时候敢于批“左”，这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决定。要知道，在1974年上半年所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批林彪都不能批“左”，而是批他的“形左实右”。只能批“右”不许批“左”，是那时的一条铁律。但是，不管有多难，咱们的“蒙哥”迎难而上，而且取得了成功。虽然不能说做到了面面俱到、滴水不漏，毕竟为那个时候的“四清”书写，提供了一个可以“被接受”的、大体上能够“自洽”的模式。这是他的贡献。他这个贡献，倒真是怎么高度评价都不为过，因为这是迄今为止仅存的，同时又是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内不可能再有的关于“四清”的书写模式。若要表述得更直白，那就是：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内，《这边风景》将是中国唯一一部写“四清”的小说，因为王蒙的模式已经过时，而新的模式已不可能产生。

当然，王蒙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王蒙的迄今为止所有的作品中，《这边风景》很可能是写得最为沉闷、冗赘的一部小说。王蒙是一位拥有几副笔墨的作家，有时简洁明快，有时汪洋恣肆，有时飞扬灵动，却唯独不擅长沉闷冗赘，所以当他要往沉闷冗赘里写的时候，就写得格外地沉闷冗赘。但是他别无选择。他自己在书后所附的“情况介绍”里说得明白：“为什么是大长篇？因为当时政治上的陷阱太多，越写得短越会顾此失彼。只有写大了，才好设防。”然而，除了这个他自己意识到了的代价，还有一个更大的、他没有意识到的代价，因为是个大长篇，写完它需要很长的时间，结果等到他把它写完时，原来那个预计可以“被接受”的书写模式，已经错过了时机，变得不再能够“被接受”了！

这也就是我开头所说的———这是一部从一开始就注定写“砸”了的长篇小说。

被错估了的形势

这是“地下写作”的一道鬼门关。恐怕只有吃过这个苦头的人，才知道这一关多么难过。
《这边风景》的写作始于1974年。为什么是这一年？因为这一年开始在文艺方面出现了某种“松动”。我不想在这里回顾那段风景了，实际上人们看到的风景各不相同。但我有一个猜想。那时的一位硕果仅存的作家，在1972年出版了《金光大道》第一部，1973年再版了《艳阳天》三卷，1974年出版了《金光大道》第二部。如果这时候的王蒙产生一个想法———我可以比他写得好，那应该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于是他开始写了。可是那时候右派包括摘帽右派是不许发表作品的，所以这种写作仍然是一种非法的、地下的写作。我开始写那个三部曲的时候，心里很清楚，一旦被人发觉，“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尽管是一种“豁出去了”的心态，笔下还是给自己留了余地，就是这些文字一旦被人发现，尽量能够罪不至死。而这种心态的背后，则是一种对形势的估计：我这个东西，在什么时候、什么“形势”下有公之于众的机会。那时候有个说法，阶级敌人总是错估形势，说得一点不错———当然，那时候革命群众能够正确估计形势的也不多。正是因为错估了形势，我那个三部曲也成了一个“从一开始就注定写砸了的长篇小说”。十几年后，我预期的那种形势才隐隐出现，赶紧整理旧稿，第一部才得以发表出版。尽管又过了二十多年，我还偶尔会收到读者来信，问哪里能买到第二、三部，可是我心里明白，这后两部能见天日的那种形势，一时半会儿是不可能出现了。王蒙是另一种情况。按他在“情况介绍”里所说，他动手的时候，是得到某种“支持”的，甚至批准他不必坐班专心写作。这当然是一种对形势的估计，即如果“松动”得以持续，那么在不太久的某一天，将会允许那些确实改造好了的右派和摘帽右派发表作品。这在当时应该算是一个相当乐观的估计了，但是却害了王蒙。他显然是按照这个估计给他的写作定下的“调子”，他后来多次提到的“政治正确”，实际上是这种估计下的“正确”，结果便吃了错估形势的苦头。“形势比人强”，等到他写完，“原来的政治正确的保证反而难以保证正确，恰恰显出了政治不正确的征兆。”然后，经过几次努力，都未能完成“起死回生的拯救”，“终于死了心”，让它“呜呼哀哉尚飨”了。至于它为什么到了2013年未经拯救就起死回生了，则是另一个问题了。它当然仍与形势有关。有人（包括王蒙）说这是因为现在更加包容了。这肯定有道理，但为什么能包容这个却不能包容那个仍未得到解释。至少它不等于给所有政治不正确的作品开绿灯。

当然更不等于“政治正确”的问题不再存在。文学永远是有边界的写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从“这边”看到了一道独特的“风景”———书写模式是怎样被创造出来的。而这种模式一旦被创造出来，又会怎样改变它的书写对象。我原来一直有一个难解的困惑：有一些领域，比如“文革”吧，多数人总觉得是不能写的，为什么偏偏有一些著名作家就能够去写，写了就能够出版而且好评如潮？现在我明白了，这是一种创造书写模式、再通过这种模式改变书写对象的游戏。如果说王蒙当年这样做是迫于不得已，那么现在这样做就是一种危险的游戏了。它有可能让作者付出高昂的代价，包括人格。

好作家追求的就是让生活不碎

无论如何，《这边风景》肯定比《艳阳天》写得好。在把那些无论正确或不正确的政治都归零以后，前者的生活质感远远优于后者。这也是《这边风景》“好评如潮”中的一个重点项。连王蒙自己都在第五章的“小说人语”中大为感慨：“政治的宣扬难免没有明日黄花的惋惜，生活实感则用它的活泼泼的生命挽救了一部尘封四十年的小说。理论、主张、条条框框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绿，生活万岁！”（第52页）我确实不想在这种兴冲冲的话头上泼冷水。如果不走绝对化的极端，这话是有道理的。从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到柳青的《创业史》，到浩然的《艳阳天》，说到底，都不过是在图解并美化一种祸害农民的政策，可是，同样图解政策的作品一大堆，为什么偏偏是这几部能脱颖而出、鹤立鸡群？全靠作家的生活智慧，和作品的生活质感！谁看不见这一点，谁就是个十足的瞽叟。尤其是当下，大量毫无生活质感的赝品充斥报刊还好评如潮，这个问题还真是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然而，“不为过”也得有上限。从学理上讲，“生活”一旦成为一个概念，就需要有一个严格的定义。我们都记得，有过这样一种时候，如果某个作品里或多或少反映了一点生活中的真实，就会被质问：难道生活是这样的吗？那么生活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实际是什么样子的？充满阶级斗争吗？不吃不喝地热爱集体吗？归结为一句话：生活究竟指的是什么？我想，生活应该不仅仅是指一个人或一家人的日子，生活也是历史。把打馕的过程和方法都写得准确无误意趣盎然，固然也很难得，但终归代替不了真实的历史书写。《这边风景》的生活质感固然比《艳阳天》好，但它对“四清”的书写，并不比后者对农业合作化的书写更接近于生活的真实或历史的真实。假如我们的作家、批评家不能对此保持足够清醒的头脑，就有被自己的谎言所欺骗的危险。王蒙在第二十二章的“小说人语”里说：“当年的与百姓打成一片的干部形象仍然难忘。不该忘记噢。”（第278页）不错，相比于当下有些干部的高高在上骄奢淫逸，确实有人会怀念当年的“同吃同住同劳动”。可是这果真有效吗？如果当年的干部真的“与老百姓打成一片”了，他们又怎么会做出那么多违背民意、甚至有悖天理的事情来？

是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学就是生活之学。但我们必须谨记，生活是大于而不是小于历史的。所以，我们从“这边”所看到的另一道“风景”，就是无论作家有多么高的生活智慧，作品有多么强的生活质感，一旦离开了历史的真实，它充其量也就是一个从有病的机体上剥离出来的没病的细胞。

我们不仅要热爱生活，更要对生活多一些敬畏。生活容不得亵渎，也容不得轻慢。我想套用新闻界的一句名言作为本文的结束：生活是易碎品，好作家追求的就是让生活不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