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批评

精选优秀批评文章

这时那些渺小的纨绔子弟跑来,那些哥兹兰们,那些维尔代们,那些卑劣的新闻记者们,他们每天拿几个苏就出卖那可怜巴巴的几滴风趣,像利利普国②的小人嘲笑那个获释的巨人那样恣意嘲笑巴尔扎克。他们记下他真真假假的轶闻,拼命地把它们印刷出来,看这位伟大的巴尔扎克是个什么样的纨绔子弟啊,每个笨蛋都觉得自己比他聪明。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明白,这样漫无节制、尽情挥洒地写作之后,这样一个沉湎幻觉的人如果举止正常,反倒不正常了。如果他有条不紊地记下每个法郎的花销,像个小商贩似的把省下来的积蓄存放在四分利的养老金里;要是他方才还是一个梦幻世界的统治者、巫师和主宰,而在现实世界里却根据沙龙的时髦规则行动;倘若他的天才就寓于具有独创性的夸张手法之中,他自己却如此机敏灵巧,如此富有外交手段,如此冷静地精打细算,就和他们一样,那倒反而不正常了。只有他那巨大的身体走过时,在时代的墙壁上投下的稀奇古怪的身影,他们可以用漫画的方法加以描绘。巴尔扎克真正的品质,他同时代人谁也弄不清楚。因为就像童话中的鬼魂,只有一小时时间,可以像影子似的掠过不属于他们的大地,那么巴尔扎克也只能得到短促的自由呼吸,他一而再地得重新返回他工作的囚牢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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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尔扎克开始写作他真正的作品时,围在他身边的这几个人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小圈子。在他三十岁时,他接受外界事物的时间已经结束,他不再需要启发,不再需要交流,不再需要阅读,不再需要知识,不再需要人了。一切全都已经准备就绪,他要付出的精神和天才,温暖和强度,只是属于他的作品。他曾经说过:“一棵大树将吸干它周围的土地”。为了能够开花结果,巴尔扎克把他周围所有的力量都吸到自己身上来,尽管他和成百上千人有一面之交,也不会扩大他三十年来已经形成的那个内层的圈子。只有一个人影,德·韩斯卡夫人的身影日后还要参加进来,成为他生活的中心,他生命的真正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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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到这样彻底的崩溃,大家都以为如花似锦的美好希望全都破灭成为瓦砾,这个鲁莽冒失的投机分子的自信心,也会埋葬在这废墟下面。可是在头上的屋宇轰然坍塌之时,巴尔扎克只感到一点:他又重获自由,又可以重新开始。他从父亲那里继承到的,也许是从世世代代坚忍不拔、不屈不挠的农民那里继承得来的强大生命力,丝毫也没有被这场灾难所触动。他根本想也不想捶胸顿足地径自追悔失去的钱财。说到底,他输掉的并不是他自己的钱。由于债台高筑,欠债一辈子对他而言只是一个不现实的概念,就像他预计可以获得的财产。没有哪一次失败能够动摇他那强劲有力的乐观主义。别人、更加软弱的人永远折断脊梁的沉重打击,未必能擦伤这位意志坚强的巨人的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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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扎克向命运提出的第一个愿望得到实现。他所渴望的情人的帮助,已经得到了。由于获得了新的自信,他也找到了内心的独立自主。现在需要夺得外在的独立,以便做作好准备,完成他真正的使命:完成他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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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扎克活到二十二岁,爱情和荣誉这两种激情,无论是其中之一,还是其中之二,都没有得到实现。他的那些难以控制的梦想,全都荏弱无力,一切激情如炽的试图,全都白费力气。那本为“世上的君王们”所写的《克伦威尔》,扔在抽屉里,夹在其它毫无价值的废纸当中日益变黄,为人遗忘。巴尔扎克在流水线上信笔涂鸦,写出的那些可悲的长篇小说,用别人的名字逐一出版,逐一消失。在法兰西,在国内五千名作家当中,谁也不认识某一个奥诺雷·巴尔扎克的名字。无人看重他的天才,他自己最不看重。巴尔扎克低头弯腰,放下身段,为了通过地窖的门,至少能溜进文坛上最为臭名昭著的后院,通俗文学。他夜以继日地写啊,写啊,坚韧不拔地写,犹如一只饿得发疯的耗子,拼命地咬噬,企图咬开通向厨房的门,诱人的食物香味刺激得它五内俱焚。可是使出九牛二虎之力,他都未能前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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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二十岁的青年突然宣布,他要做作家、诗人,反正要做一个自由创作者,而不是做公证人或者律师。这对毫无思想准备的家人直如晴天霹雳。放弃确有保障的前程?一个巴尔扎克家的子弟,一个备受推崇的萨朗比耶家的外孙竟然要去做作家这种值得怀疑的行当!保障在哪里?怎么保证他会有一笔规规矩矩的可靠收入?文学、诗歌,这种多此一举的奢侈品只有德·夏多布里昂子爵这样的人才玩得起,他在布列塔涅某地拥有一座美丽的宫殿。或者像德·拉马丁先生这样的人,充其量还有雨果将军的儿子这样的人可以从事,但绝不是一个小小的市民之子玩得起的。再说了——这个不靠谱的少年,曾经显露过一丝一毫天才的痕迹吗?有没有读到过他写的一篇精彩的作文,他有没有在外省的报纸上发表过诗歌?从来没有!在所有他上过的学校里,他都和劣等生坐在一起。在拉丁文课上他排名三十二,更不用说数学课了。这可是每一个正经商人最重要的学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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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巴尔扎克这样一个天才,凭着活跃奔放的想象力,能够在尘世天地之外,另外创造一个完整的第二宇宙,那么他在讲述自己私人生活中无关紧要的插曲时,也不大会严格恪守实话实说的原则,只满足于叙述平淡无奇的真实情况。一切都服从于他的意志力,由它堂而皇之随心所欲地加以改造。巴尔扎克一生中的许多插曲,都经过自作主张自我炫耀的一番转变,始于改变平素不会改变的市民生活的基本事实:他的姓名,这点很说明他的性格特点。大约在三十岁那年,巴尔扎克有一天向全世界宣示,他发现,他的姓名不是奥诺雷·巴尔扎克,而是奥诺雷·德·巴尔扎克。不仅如此,他还宣称,他自古以来就拥有充分权利采用这个标志贵族的小品词“de”(德)。他父亲在家庭成员最狭小的圈子里吹吹牛哄哄人,说他家很有可能是那个名叫巴尔扎克·唐特拉格的古老高卢骑士家族的远房亲戚,只不过是开开玩笑。而想象力极端丰富的儿子则以斩钉截铁不容反驳的神气把这一纯属捕风捉影的估计当作无可争辩的事实。他写信、写书都用“德·巴尔扎克”署名,甚至他去维也纳时乘坐的旅行马车也装上了唐特拉格家族的纹章。很不友好的同行嘲笑他这自封贵族的虚荣行径。他坦率而放肆地回答记者们,早在他出生之前,他父亲就已在官方文书里确认了他家的这一贵族出身。因此在他出生证上的这个贵族称谓,和蒙田家族或者孟德斯鸠家族的称谓同样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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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国人,对命名各种新的“文化”倾注着极大的热情,以致于“文化”这个词,可以被拉来与任何一个名词或动词配对。如果有人能“考证”出杨贵妃在她家的屋后撒过一泡尿,她一定会郑重地盖起一座亭子,立起一块石碑,大张旗鼓地开发“御尿文化”的。当“文化”这个词被如此作践时,这个时代的文化也就离娼妓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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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这些年,学术突然与大众亲近起来。不少具有“学者”身份的人,在电视上以时髦的话语方式,谈先秦诸子,谈三国风云,或古今中外无所不谈。出版界自然也不甘落后,趁机大出这类以浅显易懂而又充满噱头的方式谈论“学术问题”的书。有人对之非议,也有人出而辩护。辩护的理由是:学术的通俗化是必要的,学术走向大众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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