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的世界在这里反映出来——论赵瑜的《寻找黛莉》
我读作品属于逍遥派，喜欢像散步一样慢悠悠地读。然而，读赵瑜的这部新作，我却有些逍遥不起来一“寻找”的悬念撩拨着人“欲知后事如何”的好奇心，使我以近乎奔跑的速度，将近十万字的作品一口气读完了。这无疑是一次紧张而快乐的阅读。很久没有体验过这种美妙的阅读感受了。为文不作媚时语，这话说说容易，做到很难。然而，赵瑜做到了。
真实是文学的力量之源——《聂绀弩刑事档案》阅读散记
世界上也许再也找不到哪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健忘，这样善于文过饰非。再大的不幸，曾几何时，便被乐呵呵的中国人忘得干干净净；再大的灾难，无须多久，便被虚怯而好面子的中国人遮蔽得不留痕迹。面二对严重的灾难和不愉快的事情，我们普遍的态度是“不计较”。事情都过去了，还提它干什么？凡事宜粗不宜细，得饶人处且饶人。从这些心理和行为，可以见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生存态度和处世策略——近视的现实主义和糊涂的中庸主义。
为了纪念的重读——论“八十年代”的几篇有影响的小说
2008年，行行重行行，“改革开放”走过了30个春秋。各种形式的纪念，自然盛况空前，热闹非凡。躬逢其盛，情不自禁，便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那就是，将三十年前感动过我而又不大被人们记得的作品，找几篇出来，重读一遍，以表达自己对“八十年代”的追怀之情，对“改革开放”的纪念之意。
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论路遥的才华及其特点
固然，英年早逝的路遥，还不是大师，他的作品也没有达到经典的高度，一他的作品，最好的是《人生》、《在困难的日子里》和《早晨从中午开始》，至于《平凡的世界》，则仿佛一盘櫻桃，一半是成熟的，一半是青涩的。那青涩的一半，很多时候，是因为他的热情稀释了他的冷静，是因为他把善良变成了无边的宽容，是因为他用自己圆满的想象置换了残缺的现实，他因此丧失了观察生活的深度，丧失了批判现实的力度，失去了分析人物心理的尖锐和准确，失去了控御文字的节制感和分寸感。然而，成熟的那一半，却是那么新鲜，那么令人喜爱，——仅凭这一半，也足以证明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优秀的作家，也足以证明他的这部作品是有才华、有价值的作品。不仅如此，就整体来看，他的朴实而亲切的才华，充满一种强大的道德诗意和美感力量，乃是一种在我们这个时代非常稀缺的精神现象’因此’很值得重视和研究。
为一个时代提供“全民的道德标准”——读《谁是最可爱的人》
1951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的头条位置，发表了一篇3500字左右的“通讯特写”性质的文章。毛泽东阅后批示：“印发全军。”朱德读后连声称赞：“写得好！很好！”1953年9月23日，周恩来在第二次文代会上讲话时，竟推开了讲稿，对着话筒大声说：“在座的谁是魏巍同志，今天来了没有？请站起来，我要认识一下这位朋友（这时，全场都望着从座位上站立起来的魏巍，热烈鼓掌），我感谢你为我们子弟兵取了个‘最可爱的人’这样一个称号。”在接下来的书面讲话里，周恩来赞扬它“感动了千百万读者，鼓舞了前方的战士”。从此，《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作品便家喻户晓，流传中外。它顺理成章地被选入全国中学语文课本，在四十多年的时间里，成为无数中学生口诵心惟的必读文章；1951年出版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则先后印刷22次，发行达数十万册。
吹面不寒的第一缕南来风——读《哥德巴赫猜想》
1978年第1期《人民文学》刊发了一篇两万字左右的报告文学，题为《哥德巴赫猜想》，作者是徐迟。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文学价值较高的纪实性作品中，能以不长的篇幅引起巨大反响和普遍共鸣的，除了刘宾雁的《人妖之间》，就是徐迟的这篇作品了。
写给所有中国人的文化遗书——读《随想录》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12月，巴金开始了《随想录》的写作。他痛定思痛，写出了一大批朴实、深刻的杂文和随笔。这些收入《随想录》的文章抒真情、说真话、破愚蒙、启民智，标志着巴金的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登上了又一个辉煌的高峰。袁鹰高度评价巴金的“忧心殷殷”的写作：“五本《随想录》，不仅是巴金悠长的文学道路上的一座丰碑，也是‘五四’以来我国现代散文史上的一座丰碑。有的评论家称誉它为当代散文的巅峰之作，我完全同意这样的评价。这巨著，标志着我们时代最高的思想艺术水平，充满了作家对社会生活、精神生活和道德情操的思考的光辉，完全可以同鲁迅先生的杂文相媲美。”比较起来，巴金的《随想录》也许不如鲁迅的杂文那样尖锐、沉雄，但是却像它一样真诚，一样热情。
勿视其巍巍然
顾宾先生我不陌生，相信大家也都记得他。二十年前，在德国的莱圣斯堡召开的以“现代中国文学大同世界”为主题的研讨会上，他纵横捭阖，大言无实，狂捧杨炼等大陆诗人，猛贬台湾的诗歌，说他读了台湾所有的现代诗，没有发现一首好诗。此言一出，有人欢喜若狂，有人愤愤不平。李昂说她气得“手心直冒汗，心跳加速，强烈的情感使我胸口紧塞”，当即站起来，用“最直接、不客气的话”反驳他。杨炼却高兴得忘乎所以，当即宣布：中国有四大诗人，那就是一屈原、杜甫、李贺，和我杨炼。这个妄人的话，把个夏志清先生气得大呼“狂妄”，驳斥一番，拂袖而去。顾宾的言论，在台湾激起了许多作家的不满和愤怒， 也引发了“台湾文学为什么得不到国际公平待遇”的持久而热烈的讨论。
李建军：王小波与菲尔丁
王小波的写作显示出一种别样的气质和风度。在他笔下，没有搔首弄姿的做作，没有言不及义的“中古遗风”，也没有出佛入道的假名士情调。他上承“五四”的启蒙精神，又有着开阔的世界视野，对西方的求真精神和“逻各斯的真实”尤怀敬意。他不仅具有反思“传统文化”的精神姿态，而且能直面当下的现实问题，能将写作的锋芒直指那些与人们的心情和尊严感相关的重要问题。他是真正懂得幽默的人。他知道自大和自负是背离幽默的坏德性，而自审和自嘲则是接近幽默的好品质，所以，他总是首先把自己放到可以被幽默的鞭子抽到的地方。他的幽默是新鲜而积极的。他善于通过有趣的反讽，来批评那些让生活变得无趣、变得刻板的势力和价值观，从而将思维的快乐和支持性的力量，带给每一个能够读懂他的作品的人。
路遥何曾妖化河南人？
最近几年，河南人的自尊心似乎越来越强，对自己的道德形象，似乎也越来越敏感，越来越在意。那些关于河南人的“段子”，显然让新一代的河南人很不爽。几年前，春节将至，南方某地的某单位打出了“提防河南人流窜作案”的标语，这更是让几乎所有河南人都觉得受了侮辱。他们很不高兴。他们很难保持沉默。他们行动起来，组织人编写了一本书，书名强烈地表达了他们的不满和抗议——《河南人惹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