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批评

在中国做皇帝，无疑是一件很诱人的事情。一旦黄袍加身，便如同阿Q造反成功，“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日子过得实在是很风光的。

对中国当代文学来讲，漠视政治，疏远政治，起先是一种时髦，后来则成了一种习惯。这种“政治冷淡症”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文学叙事的流于琐碎和浮薄。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现实主义即使不是一个已经死亡的概念，至少也是一个滞后而沉闷的话题。在“娱乐至死”的消费主义时代，谁还有兴趣再热情地谈论它？在“解构”一切的“反本质主义”时代，谁还有耐心透过纷杂的事象深情地谛视它？然而，现实主义并不因为人们的漠视而丧失其意义和价值，恰恰相反，如何理解它，是否重视它，不仅反映着一个时代文学精神的健全状况，而且还影响着一个社会文学发展的方向和进程。因此，一个时代的文学倘若想正常、顺利地发展，就必须对现实主义有正确的认知和积极的态度。

毫无疑问，张贤亮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有着不同寻常的经历，在从1958年到1976年的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他经受了两次劳改，一次管制，一次群专，一次关监，在炼狱的毒火中熬炼过来（见张贤亮《满纸荒唐言》，《飞天》，1981年第3期）。这严酷的生活经历，使得他早期的作品苍凉悲怆，沉郁高华，具有较强的震撼人心的力量。本来，象他这样一个经过炼狱，在盐水、碱水和血水里各浸浴过三次的人，徜能立定脚根，张开天眼，执著地深刻地审视和表现自己独有的生活体验，是完全有可能创作出更好更有生命力的作品来的。

由于文化隔阂等复杂因素的影响，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们的了解和认知，似乎存在着一些误区和盲区，有些判断和评价，即便不是完全错误的，至少也是非常片面和不完整的。我们过去单从文学角度来看他，仅仅根据虚构性的作品来评价他，忽略了他的非虚构作品，尤其忽略了他的文学言论中的政论性话语，所以，对他的政治意识、民族意识、世界意识，所知甚少，甚至完全不了解。然而，正是在后一类作品中，隐藏着另外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眼界狭窄、目光短浅的政论家，一个自负而傲慢的斯拉夫主义者，甚至是一个极不公正的殖民主义者。

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依然处于不够充分的状态，无论是作家的主体精神，还是作品的内在价值，都存在许多不足和残缺。即便像陈忠实这样优秀的作家，也存在始终没有解决的思想问题和始终没有克服的精神危机，这具有很大的典型性和普遍性。本文通过对材料的充分占有和典型个案的解剖，从人格倾向、思想状况和价值立场三个方面，考察了陈忠实及中国当代作家普遍存在的困境和局限，以期对人们认识当代作家的精神困境，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和判断。

罗先明先生是我熟悉的作家。15年前，我读过他的《远东大战纪事》（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后更名为《远东战争风云》，由人民出版社2012年以四卷本形式增订再版）。二百余万字，皇皇三大卷，结构精整，气势磅礴，全景式地记录了中华民族自1927年至1945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史。以一己之力，完成如此浩繁而艰巨的写作，非有绝大之抱负与过人之毅力，是不可能大功告成的。后来，又读了他的传记作品《大医精诚：孙思邈传》（作家出版社，2015）。在这部作品中，他细致而完整地呈现了药王一生的德业，塑造了一个伟大的仁医形象。从这部作品中，读者不仅看见了作者学者式的严谨，也看见了他善于写人叙事的文学才能。

纪德说，艺术生于限制，死于自由。这句话是对的。但是，倒过来说也成立：艺术生于自由，死于限制。只是，前一个“限制”是积极的，意味着有效的规律和对规律的服从，后一个“限制”是消极的，意味着压抑和剥夺；前一个“自由”是消极的，意味着任性和放纵，后一个“自由”是积极的，意味着对人的个性和创造力的尊重，意味着给心灵以无限宽阔、高远的天空。歌德说：“一个人只要宣称自己是自由的，就会同时感到他是受束缚的。如果他敢于宣称自己是受束缚的，他就会感到自己是自由的。”他所表达的，也是与纪德的观点相通的哲理。

在所有样式的传记里，自传也许是最不好写的。因为，它所面对的，是一件戛戛乎其难哉的事情，即克服自己内心的自恋情结和自大倾向。由于人生来就有一种渴望得到别人认同和赞赏的心理需要，所以，人们在写自传的时候，就很容易将天下诸美皆归之于己，将世间诸恶皆归之于人，就有可能把自己写成佛，把别人写成魔，等而下之者，则拿自传当做泄愤的工具，雪耻的利器。

文学评论，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实用和报告性的文体，因为它就是阅读报告，就是文本分析报告。它与报告文学有一点是相通的，就是要说真话，描述你真实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