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批评

普希金是俄罗斯文学的具有绝对影响力的缔造者。他的创造力和伟大贡献，是俄罗斯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面对普希金这样的诗人，我们似乎找不到比“太阳”更为恰当的譬喻。本文从多个角度分析了普希金的这一伟大形象，细致地梳理了普希金的文学经验及其与俄罗斯文学的关系。作者认为，普希金是一个朴素的自然主义者，朴素、成熟、和谐，是他的自然主义的伦理和美学中最重要的特点。其自然主义的抒情和叙事里“爱、友谊、同情、怜悯”的态度与主题背后，也包含了一种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是一种无比博大的爱，反映在文学中则深刻地体现在他对小人物命运的关注和叙写以及一种直接介入带有抒情和议论性质的作者话语和修辞方式。而普希金的这种自然主义经过一种积极的转化，又升华为一种现代自由主义。但在高扬自由理想之时，他也着重思考如何处理“自由”与“法理”的关系。此外，也正是靠着一种自由而勇敢的精神，普希金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宣扬了诗人在社会中的崇高地位及其批判社会和匡正生活的天职。总之，普希金以自己伟大的文学成就和典范性的文学经验，从美学和伦理两方面影响了俄罗斯文学。就前者说，他培养了俄罗斯诗人和小说家的艺术感受力，培养了他们的抒情能力和叙事能力，教会他们如何优美地抒情，如何完美地叙事，如何深刻地观察和诗意地表现人的心灵世界；就后者说，他培养了俄罗斯文学的批判精神和追求自由的精神，提升了俄罗斯文学的人文素质和道义水平，确立了文学与社会和政治的密切而正常的关系。

纳博科夫从其对社会与国家呈现出的疏离感的态度、趣味倾向和精神气质来看，更像是一个美国的现代主义作家或后现代主义作家，这就使得纳博科夫在人们重估俄苏文学的过程中处于隐没甚至是选择性回避的位置。但从另一方面来看，纳博科夫及其文学批评又恰恰给人们提供了一面镜子——他对俄罗斯文学的误解和偏见，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照物，通过对比，人们可以更清晰地看见俄罗斯文学的意义和价值。纳博科夫的文学批评甚至可以看作是俄罗斯文学精神形象的最清晰的显影剂。本文从四个方面入手对于纳博科夫的文学理念与文学批评进行叙述与阐释，尝试发掘纳博科夫在对待俄罗斯文学态度上出现的疏离与误解，并以此更加凸显“伟大的俄罗斯古典文学的在美学上的特点，以及，在伦理精神上的伟大。”

在年近不惑的中国青年文学批评家中，王鹏程教授的批评风格雅正而亲切，端肃而活泼，锋芒中蕴蓄着卓见，坦率里包含着温厚，穆然有若清风，矫然自成一家。放在全国文学批评的视野来看，他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对文学批评素来不十分发达的西北地区来讲，他的存在显得尤其重要。假如没有他，陕西当下文学批评的话语空间，会缩小很多。最近十多年来，陕西还不曾出现过像他这样一个成绩不俗、堪寄厚望的批评家。

所以，求真是文学批评家的天职，但求真这种文化却是我们的文化传统所反感的。“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长者讳”，这是我们的文化，而你偏要做那个孩童，说出皇帝原来没有穿衣服。这就非常危险。即便政治民主如古希腊，苏格拉底不是也被公民大会判决了死刑？柏拉图也被送到了奴隶市场，亚里士多德不是跑得快，可能也被送上了断头台。所以，柏拉图一生都在研究如何既说真话，又不被判处死刑。后来的施特劳斯《迫害与写作艺术》提出了“隐微写作”。中国的一些智者，其实早就知道了隐微写作，“道可道，非常道”。司马迁不知变通，结局也是下了蚕室。所以，求真，是一种优秀品德，但也是一种危险的选择。

在我最初的印象里，李建军是一个喜欢读书、读书也很多的人。那时他在大学里教书。有一次，我们在一家小书店偶遇，他一下子给我推荐了很多书。纳博科夫的《洛丽泰》就是那一次进入了我的视野。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他给我描述这部小说开头部分关于“洛丽泰”三个字发音的情景。接下来深的印象是他的锋芒和犀利。那一年在丈八沟陕西宾馆开一个关于陕西文学的会，李建军有一个语惊四座的发言，使我对他刮目相看。此前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很儒雅的谦谦君子，想不到他还如此锋利。这种锋利，不仅在于他手持武器——理论武器的坚实有力，而且在于他敢于直言，含着血性和理性的直言，高瞻远瞩，不左顾右盼，不扭捏作态，批评谁就批评到当面。由此，我也感到李建军有一颗赤子之心。后来，在古城西安那些或匆忙或悠闲的时光里，建军为人的真诚信义、幽默风趣，以及他时常有的关于世事和文事的或慷慨激昂的议论或鞭辟入里的分析，细雨似地滋润着朋友们那些或聚或散的日子。自然，我们成了朋友，很好的朋友。后来，他到京城发展，在古长安的这些朋友，时常在秋风落叶的日子，登临古乐游原，怅望天际，辄有一种天缺一角的感觉。

李建军的文学批评，是严格和尖锐的，但也是严肃和认真的。在他的批评意识里，有高度的理论自信和学术勇气，也有一丝不苟的求真态度和务实的客观倾向。他的自信和勇气来自于对文学的虔敬。因为虔敬，他热情歌颂文学的真善美，无情揭批文坛的假恶丑。他以雅驯的语言、细腻的感受和朴拙的文本细读功夫，裁衡所谓大家名家的所谓大作名篇。

我们的文学认知里，充满了时髦的偏见。将文学仅仅视为“纯文学”，视之为一种纯粹的美学现象，就是一种流行的偏见。在那些迷信“纯文学”的人看来，如果文学充满了道德热情，寄寓着教育的目的，那么，它就是“不纯”的，就算不得文学。

1946年春，中共在苏北根据地淮阴创办华中新闻专科学校。1949年5月，学校迁移到无锡，更名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到苏南后，首届招生250人①，高晓声是其中之一，时年21岁。1950年4月，高晓声从苏南新专毕业，被分配到苏南文联筹备委员会。此后两年间，在苏南文联从事编辑和创作工作②。高晓声在《三上南京》一文中说：“我第二次来南京是1953年元旦，这时候我已经是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了。”此后五年间，高晓声在江苏省文化局和江苏省文联任职，生活在南京。1958年，高晓声被遣送回乡。《三上南京》中说：“我记得，这一次离开南京的时间是1958年3月10日早晨”。又说：“经过了二十一年零十三天，即到了1979年3月23日早晨七时，我第三次来到了南京。”③

迟子建的长篇小说《伪满洲国》，以伪满时期东北的民间社会为主要表现对象，写出了伪满时期民间生活的继续，也写出了这时期民间生活的变化。小说让我们感到，日常生活虽然看起来没什么两样，但恐惧已在生活中弥漫。小说深刻地揭示了国家意识、民族观念与私人情谊、民间道德的纠缠、冲突。小说告诉我们，在被日本人牢牢控制着的伪满洲国里，人民的生活状态，远比任何一种简单化的想象都要复杂得多、混沌得多。小说成功塑造了一系列人物形象，也正是这些富有艺术光彩的人物形象支撑着这部七十万字的长篇。

1933年1月，日军攻陷山海关，北平处于危急之中。国民政府决定将北平故宫等地部分特别珍贵文物迁往南京、上海。鲁迅在《逃的辩护》《学生与玉佛》《崇实》《战略关系》等文章中嘲笑、讽刺了北平文物迁移行为。今天，有人把鲁迅作为当时反对北平文物迁移的代表，也有人认为鲁迅其实并没有反对北平文物迁移。这两种观点都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在当时，有轰轰烈烈的反对北平文物迁移的运动，反对北平文物迁移是占主导地位的意见，更有人不惜流血牺牲以阻止北平文物迁移，相比之下，鲁迅在几篇杂文中的几句嘲讽，实在算不了什么。但鲁迅的确是属于反对北平文物迁移的阵营。鲁迅反对原因有二：一是“为反对而反对”，二是认为如果整个国家都沦亡了，文物保护得再好也没有意义。不过，鲁迅在此事上对国民政府的指控，也都是重复他人的观点，并无自己的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