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批评

精选优秀批评文章

2004年也许是阿拉旦·淖尔散文写作进步最大,收获最多的一年:作品引起广泛关注,受到普遍好评,多次获奖,多次被转载。这个来自边鄙之地的年轻的裕固族作家,用像古老歌谣一样苍凉的文字,以像春雨一样清新的写作风格,给我们带来一种别样的心情态度,朴素而深沉,忧伤而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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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经常阅读当代小说,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的小说家,由于受流行半个多世纪的二元对立思维的影响,受敌视“中和”意识与和谐美学的斗争哲学的影响,受西方的否定一切的解构主义哲学的影响,在展开叙事的时候,总是显示出一种简单的性质和片面的倾向:每每将一种情感态度推向极端,而缺乏在复杂的视境中,平衡地处理多种对立关系和冲突性情感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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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时间,大家对“中国当代文学缺什么”这个话题很感兴趣,谈论甚多。在2003年的杭州作家节上,它甚至成为几位作家“论剑”时的中心话题。陈忠实先生认为中国文学缺乏“思想”,张抗抗女士认为缺“钙”,铁凝女士认为缺少“耐心和虚心”,莫言先生认为缺乏“想象力”,鬼子先生则认为“什么都不缺”。真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除了鬼子先生的剑走偏锋的高论宏议有些靠不住,莫言先生的说法有些简单,其他诸位的观点都有道理。我之所以说莫言“简单”,并不是认为他不该强调“想象力”的重要性,而是说他没有正确地说明我们缺乏什么样的想象力,没有正确地说明在怎样的前提下我们才能积极地进行“想象”。在我看来,想象不是任性而随意的行为,而是服从一种更为内在的规范和纪律的制约,或者说,决定于观察的深入程度和体验的深刻程度;一方面,想象赋予观察以完整性,赋予体验以丰富性,另一方面,想象要想成为积极意义上的创造性的想象,就必须充分重视观察和体验的价值,必须使自己具备起码的事实感和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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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是一种通过想象和虚构性的叙事,让读者在阅读中最大程度地体验到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的生动性和真实感的艺术,因此,无论叙述的是多么虚幻悠渺的故事,小说家都不能用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或然性叙事方式讲述,而必须以(从各种叙述角度和用各种叙述方式表现出来的)亲历亲见或如是我闻的确实如此的叙事语气讲述,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给读者一种“自居”的幻觉和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如果作家没有能力创造这种现场感,那么,他就不可能吸引读者阅读并接受自己的作品,相反,反倒会从一开始就破坏读者的阅读兴趣,动摇他们对作者的信任。要知道,强烈的阅读兴趣和对作者的充分信任,乃是读者阅读并接受一部小说的基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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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所有真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对事实和常识抱有虔诚的尊敬态度,相反,所有大谬不然的奇谈怪论也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傲慢地蔑视事实和放肆地羞辱常识。《狼图腾》以一种令人惊讶的挑战姿态歪曲事实、颠覆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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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4年的长篇小说中,《狼图腾》是一个响亮而风光的名字。成功的商业炒作不仅使这部平庸的作品行销数十万册,而且还使它成为热闹一时的新闻话题,成为巨大而虚假的文学奇观。在这部小说的封底,我们可以看到它光芒初照时的情景。它给渴望成功的商人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战法”;在“作家、评论家”周涛的眼里,它把五十五万个汉字变成“五十五万只狼”,不仅因此“显示了作家(的)阅历、智慧和勇气”,而且,“更显示了我们正视自身弱点的伟大精神”,从而最终将这部小说奇迹一般变成一部“奇书”;而在歌唱家腾格尔看来,此书则是“献给《天堂》里伟大母亲最美的情感、最柔弱的衷肠、最动人的恋曲”;孟繁华先生的评价也同样噫吁戏危乎高哉:“《狼图腾》在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中,是一个灿烂而奇异的存在:如果将它作为小说来读,它充满了历史和传说;如果将它当作一部文化人类学著作来读,它又充满了虚构和想象。作者将他的学识和文学能力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具体描述和人类学知识又相互渗透得如此出人意料、不可思议。显然,这是一部情理交织、力透纸背的大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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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极度的失望和不满,我确曾说过对那些消极写作者“绝不放过”的话,但是,我也有过真诚的承诺:倘若那些被我尖锐批评过的作家真的写出了像《白鹿原》一样好的作品,我会更加慷慨地把掌声和鲜花献给他们。尽管那些“著名作家”总是令人失望,但我还是希望奇迹发生,还是希望他们能给我提供一次显示自己“真诚和良善”的机会。然而,从来好事天生俭,怎奈天不从人愿,我至今仍然没有从他们那里得着体验“乐道人善”的快乐的机会,反倒不止一次地看到了批评家、作家与媒体合谋进行文化欺诈的滑稽剧:去年最热闹的一场是《狼图腾》,今年则是刚刚拉开序幕的《秦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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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天,人们的目光,全都集中到了“巴金”这个悦耳的名字上,内心充满深深的怀念和忧伤——秋风萧瑟,寒意袭来,巴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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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担心被当做狭隘的民粹主义分子,你尽可以放心大胆地陈述这样一个判断:在所有的社会群落中,农民不仅是构成我们这个社会的大多数,而且数十年来,他们的生存境遇也是最艰难的。虽然农村题材曾经是中国当代文学叙事的重要内容,但是,真正写出农民的眼中之泪与心中之血的作品,还是惜乎太少。就最近两年的响动较大的作品来看,《秦腔》的抱负在为“故乡”立碑,但作者在叙述上的失败和趣味上的窳败,使它虽然获得了名不副实的赞誉和奖赏,却无法获得文学上的成功;莫言的《生死疲劳》也因过度油滑,而显得恣纵散漫,而令人大失所望。相比之下,周伟的中篇小说《大马一丈高》的出现,就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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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根状态”是我对中国文学当下境遇的一个判断:没有可靠的价值基础,没有稳定的评价尺度,没有远大的文化理想。作家普遍丧失了对现实的判断能力,对未来的想象能力,对历史的反思能力。每年有成百上千部长篇小说出版,但那种能够帮助读者认识现实、了解历史、把握未来的作品却寥寥无几。很多时候,我们的文学不仅不能给读者带来诗意的美感和生活的激情,而且,还作为一种消极的力量,给读者的内心世界带来破坏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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