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批评

有一次，在火车上，我同一个南方的朋友说起了西安。他说：“西安？知道。好像有不少作家。读陕西作家写西安的小说，感觉那是一个很落后、很颓废的城市。”我说：“西安城里有颓废的人，也有颓废的作家，但西安并不颓废；西安经济的确不发达，但长安却是辉煌的。”是的，长安是伟大的。据说，司马长风先生在香港临终前，喊出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恢宏汉唐，万世长安！”闻之令人心暖肠热，不胜唏嘘。

在小说写作上，郭文斌无疑是有才华的，但他肯定不属于一开始就“惊采绝艳”的斫轮老手。他的写作是渐入佳境的。这倒符合他的性格。他总是平静而友善地笑着，显得很是温和，温和得近乎腼腆和羞涩；几乎每一句话，都说得很慢、很认真，但又决不是那种缺乏定见的人。仁者近佛，智者近道；仁者讷言敏行，智者利口捷给。郭文斌显然属于近于佛而讷于言的仁者，属于那种很有慧根但通过“渐悟”得道的人。

近来读书，我有这样一个发现：到外国留学，或许并不总是一件好事，有时，恐怕还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哩。

2007年11月17日，陕西文学界在延安举办了纪念路遥逝世十五周年的学术研讨会，随后，又在西安召开了“陕西文学三十年研讨会”。在这两次会上，我听到了人们对路遥创作成就的高度评价，也感受到了人们对陕西文学现状和未来的焦虑，对陕西文学的殷切期待。这也引发了我对陕西文学的一些思考，——陕西是我的“父母之邦”，“野人怀土，小草恋山”，我对它有着无边的眷恋，而对于陕西文学，我更是愿它飞英藤茂，龙跃凤鸣，“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

许多年前，准确地说，是1934年6月4日，鲁迅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拿来主义》。他不满那种心态保守、自大虚荣的“送去主义”，号召人们要有眼光，有勇气，老老实实地向别人学习，简单地说，就是要实行“拿来主义”。

昨天中午，收到一个记者朋友发来的短信，说凌晨两点，浩然逝世。得知这个消息，我有一种怅怅然的感伤，仿佛少年时代的一部分宝贵的记忆，随着这个人的去世，也一同被挦扯下来带走了。

对我们当下的写作来讲，宗璞的经验和成就，的确有着非常特殊的、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在这样的社会转型期，文学价值观的混乱，文学叙事的内在混乱，已经到了令人非常震惊、非常担忧的程度了。契诃夫当年曾高度评价托尔斯泰对俄罗斯文学的意义。认为这位伟大的作家，为他的时代指示了一个可靠的方向，提供了一种积极的力量。从某种程度上讲，宗璞的写作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也有着同样的意义和作用。

最近几年，“国学”繁荣，猗欤盛哉，不仅中国的一些名牌大学设立了“国学院”，就是在遥远的非洲，好像也成立了“孔子学院”。这也许足以令我华夏子孙扬眉吐气，但也实在是一件堪忧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真谛即是俗谛，显学易成俗学，热得太过，必有一冷，物壮则老，继之以衰，——这实在也是常有的事情。此其可忧者一。所谓“国学”，菁芜并存，好坏杂糅，即使“儒学”，里面也有大量糟粕，那些君君臣臣的纲常，授受不亲的礼教，父为子隐的回护，女子小人难养的轻慢，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爱有等差，凡此种种，就其本质而言，是缺乏平等意识和自由理念的，也是反现代性的，因此，是需要细加辨析、严加取舍的。然而，看现在的情形，似乎大有将仲尼当耶稣的趋势，颇有所谓“先孔子而生，非孔子无以圣。后孔子而生，非孔子无以明”之概，——在“百家讲坛”上，有人就与时俱进地将孔子描绘成了现代人“心灵生活”的导师和楷模，眉飞色舞地将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漫画成了一个“好玩”的周杰伦。此其可忧者二。

也许，没有哪个学科的爱好者，像文学的爱好者那样多；也许，没有哪个学科像文学那样，鼓励人们按照自己的趣味来选择，——刘勰所谓“文术多门，各适所好”（《文心雕龙·风骨篇》）、“各师成心，其异如面”（《文心雕龙·体性篇》），说的就是文学的这个特点。

从题材性质上看，这些作品无一例外，全都属于讴歌型的。按说，这类作品很容易流于空洞和模式化，是很难写出新意的。但是，寒青却不仅写得有特点，而且写得很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