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批评

进入娱乐化的消费主义时代，传统的超功利的人文教育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和严峻的危机。教育日益沦为一种市场现象，沦为牟利的手段和工具。在一些人看来，教育的任务和目的，就是通过传授“有用的”知识，帮助学生获得熟练的工作技能和较好的生活条件。这实在是对教育的褊狭的理解甚至严重的误解。正像富里迪尖锐地批评的那样：“在当代人的头脑中，知识被赋予了一种肤浅的、几近平庸的特性。知识常常被定义为易消化的现成品，能够被‘传递’、‘分发’、‘出售’和‘消费’。”最后的结果，就是导致普遍的“庸人化”和“庸俗化”，就是造成一种颠倒的势利：“对势利小人的传统定义是一个思想和行为受对财富和社会地位的庸俗羡慕推动的人。颠倒的势利则起因于对普通和流行的不加批判的拥抱。颠倒的势利不加批判地批评各种过去所珍视和培养的文化”。令人担忧的是，这种唯利是图的“工具主义原则”，做为一种在全球性范围弥漫的教育理念，正在悄然渗透到我们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之中。

在我看来，陕北的文化与文学有着独特的品质和魅力。陕北的“黄土高原型精神气质”的文化具有雄浑的力量感、沉重的苦难感、淳朴的道德感和浪漫的诗意感。它与陈忠实受其影响的“关中平原型的精神气质”不同，后者具有宽平中正的气度、沉稳舒缓的从容，但在道德上却显得僵硬板滞；它也与影响陕南作家的“山地型精神气质”迥然相异，后者属于这样一种气质类型：轻飏、灵脱、善变，但也每显迷乱，有鬼巫气和浪子气，缺乏精神上的力量感及价值上的稳定感和重心感。

对许多人来讲，生活就是日复一日的重复，沉闷且单调，一切都失去了新鲜感，都显得自然正常。然而，小说家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对抗生活对人们精神的钝化，就是不仅要在人们习焉不察的生活里，发现那些令人吃惊甚至害怕的事象，而且要用巧妙的叙述和生动的描写将它表现出来，从而给读者带来一种新鲜而深刻的经验。

《静静的顿河》的译者，是翻译家金人先生，一个人们知之甚少的翻译家。在所有的俄罗斯长篇小说中，最让我觉得平易亲切的，就是《静静的顿河》。二十多年前，我初读这部巨著，就被它紧紧地吸引住了。肖洛霍夫对顿河草原的诗意描写，对人物不幸的命运的完美叙述，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那种心醉魂迷的体验，至今想起，仍然令人激动和快乐。尤其是译者的文笔，自然而优美，既有外语的绵密和气势，又有汉语的凝练和韵致。厚厚的四卷本小说，仿佛不是从别的语言翻译过来的，而是直接用典雅的汉语写出来的。

屈指算来，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走过了六十多个春秋，“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何况已年逾耳顺。对一个渐入老境的人来讲，最为紧要的，恐怕不是别的，而是后世的尊敬和历史的认可，所以，如何评价“老之将至”的当代文学，如何对它进行历史定位，就成了一个让许多中国学者特别“焦虑”的问题。

屈指算来，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走过了六十多个春秋，“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何况已年逾耳顺。对一个渐入老境的人来讲，最为紧要的，恐怕不是别的，而是后世的尊敬和历史的认可，所以，如何评价“老之将至”的当代文学，如何对它进行历史定位，就成了一个让许多中国学者特别“焦虑”的问题。

这个作品就是写权利关系以及写权利对人内心的伤害，这一点在中国古往今来的小说中，尤其是从晚清以来的小说当中，经常被涉及到的题材。

曹征路的小说读起来很痛快，但是读完以后让我表达自己的感受或者一种判断感觉比较艰难，我听下来觉得有很多观点和判断都在互相冲突或者互相在对抗。那么我觉得曹征路，就我们当下中国的现实，大家都谈到对文学来讲是极具挑战性的，首先太复杂了，而且很多问题太尖锐，怎么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是不是了解这些问题？中国作家与中国的历史太隔膜了，与中国的现实太隔膜了。这种隔膜的写作一个是没有力量，另外一个没有生命的。

中国儒家的士人学而不厌，皓首穷经，向来把知识看得和德行一样紧要，普遍把学问渊博当作君子的标志，将腹笥诗书当作真正的富有。《礼记·儒行》里说：“不祈多积，多文以为富。”《孔子家语·儒行》则教导人们：“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而仁义以为土地，不求多积而多文以为富。”此处的“多文”与文章写作，不能说毫无关系，但主要是指知识的积累和学问的精进。由于儒家先哲的谆谆教诲所产生的效力，长久以来，“多文为富”已经凝定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修身养性的基本理念。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多文”与“知识”和“修养”脱了钩，却将其所指暗自转换为“多写文章”。如此一来，著作等身就被当作一种令人钦佩的成就，卷帙浩繁则是令人赞叹的伟绩，而为了创造这样的成就和伟绩，一挥而就地快写，洋洋洒洒地多写，连篇累牍地多出，就成了普遍的写作方式和写作风气。

在陕西的作家里，叶广芩是一个从“大地方”来的“外来户”。她的写作也呈现出与陕西作家不同的气质和风度：在她笔下，绝然没有有些陕西作家插科打诨的粗俗和言不及义的无聊；你也许对那弥漫于字里行间的贵族气多少有些不适应，但是，你得承认，她的文化教养的确高出有些“著名作家”一大截。她的中篇小说《豆汁记》，仿佛一块温润的美玉，是近几年乃至近几十年中国文学最重要的收获。它所塑造的莫姜，像契诃夫写于1899年的《宝贝儿》中的奥莲卡一样，把善和爱转化为本能，只不过，比较起来，叶广芩笔下的莫姜经历了更大的痛苦——失去“天堂”的痛苦，因而也更豁达、更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