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批评

在所有的文学样式中，散文也许是最好写也最难写的。好写，是因为它的形式最自由，可长可短，可深可浅，可浓可淡，可繁可简。然而，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要真把散文写好，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正因为这样，散文作品虽多，但那种“文辞烂然，甚可观也”的，似乎并不多见。在我看来，当下散文写作的问题，从内在的价值层面看，是缺乏意义感和大境界，从外部形式看，是缺乏优美的语言和成熟的写作技巧，——光看那词汇的贫乏，语式的呆板，修辞的笨拙，就可以发现问题有多么严重了。

叶梅的小说大都是关于原乡的叙事。叶梅的目光几乎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她所熟悉的大巴山，几乎所有作品的叙事焦点都集中在大山里的土家人身上。在中篇小说《山上有个洞》中，叶梅揭示了土司之间的权力斗争，写出了土司制度的变革和终结，写出了新一代土家人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最后的土司》则叙写的是“外乡人”与“土家人”的文化冲突与和解，细致而生动地描写了土家人的文化习惯和情感生活；《撒忧的龙船河》的故事则忧伤而沉重，包含着强烈的情感冲突和尖锐的道德主题。

理想主义属于人类特有的精神现象和价值理念。它是心灵生活向上的运动，指向价值世界的深层维度。积极性质的理想主义，是一个时代精神生活健康和有力量的标志。如果一个时代的诗人和学者，都成了惟利是图的功利主义者，都丧失了想象未来生活的能力和构建理想图景的激情，那么，这个时代的文化和文学肯定处于缺乏活力的状态和低层次的水平。

一个优秀的作家一定是时代之子，无论生活在什么地方，他都密切地关注着自己的时代，努力回答他这个时代最迫切、最重大的问题。在我看来，卢新华就是这样一个对社会的疼痛和时代的问题非常敏感的作家。写于新时期的《伤痕》，叙述的是“文革”留在中国人心灵上的创伤。这无疑是一个很有时代感的主题。30年后，《财富如水》仍然表现的是时代性很强的大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财富？追求财富能否被当做生活的最高目标？单靠财富是否能给人们带来幸福？从这些问题中，我们看到的，仍然是作者对时代生活状况的敏感和反思的深刻。

一个普通的读者，有理由享受随便谈论文学的快乐，但一个认真、负责的批评家，却必须努力摆脱阅读和评价上的漫不经心的随意，放弃凌空蹈虚的自由。批评是一种揭示真相和发现真理的工作。虽然进行肯定性的欣赏和评价，也是批评的一项工作内容，但就其根本性质而言，批评其实更多的是面对残缺和问题的不满和质疑、拒绝和否定。是的，真正意义上的批评意味着尖锐的话语冲突，意味着激烈的思想交锋。这就决定了批评是一种必须承受敌意甚至伤害的沉重而艰难的事业。为什么在我们的批评界，推销员太多，质检员太少；说空话的太多，说实话的太少；说鬼话的太多，说人话的太少；垂青眼的太多，示白眼的太少，究其原因，盖在于批评本质上是一种路途坎坷、考验重重的精神历险。

我喜欢在大自然中体验鳞潜羽翔、逍遥而游的乐趣，也喜欢听有趣味、有见解的人说话，喜欢跟谈得来的朋友一起探讨问题，尤其是文学问题，即使争得急赤白脸，也觉得快乐。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乐意在方便的时候，到风光秀美的地方，参加以文学为主题的会议。

对中国当代批评的现状稍有了解的人，都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我们几乎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批评。普遍而严重的情形是，我们的批评家极其巧滑地与作家维持着一种互利性的共谋关系。他们——作家与批评家——相互之间恬不为怪地进行话语抚摸。他们互相吹捧，你说我是“大师”，我说你是“天才”；你说我“与时俱进，感受着时代的脉动”，我说你文章写得好，“随便说出来的话，不用修改就是一篇好文章”。批评家从作家那里尝到了甜头，作家也从批评家那里捞到了好处，但他们的那点可怜的所得，却是以对文学事业的背叛为代价。面对这样的现实，面对如此严重的文学腐败现象，我们亟需那种坦诚、认真、负责任的批评。

一个对当代中国文学稍有了解的人，不用费什么周章，便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令人忧虑的现象，那就是，由于普遍缺乏介入政治生活的激情和勇气，由于对政治冷淡和厌倦成为一种时髦的倾向，致使我们时代的文学越来越局限于个人生活的狭小范围，越来越流于浅薄和无聊，越来越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关注。

谢尔盖·季莫菲耶维奇·阿克萨柯夫（1791-1859，亦译“亚克萨柯夫”），出生于奥伦堡省省会乌发。他的生活大体上是平顺的，既未曾遭遇过经济上的困窘，也未曾承受过政治上的迫害。他不属于那种在政治上野心勃勃的人，没有太强的权力欲，虽然做过图书审查官，但却并未沾染上官场的庸俗习气。他的生活态度自然而低调，热爱旅游和渔猎，与沉闷而无趣的官场生活，自然格格不入。1830年，他因为发表讽刺性作品《大臣的举荐》，惹怒了上流社会，特务机关第三厅也开始对他进行调查和监督。为了远离是非之地，他便于1833年改任测绘学院院长，十年后，索性辞去行政职务，在莫斯科近郊的亚勃拉姆切伏庄定居下来，过起了安逸自在的生活。

小说是一种修辞活动，不仅是一种狭义的修辞活动，也是广义的修辞活动。狭义的修辞属于语言层面，指那些旨在加强语言表现力的技巧、方式及运用这些技巧的活动。广义的修辞，则把文学活动理解为一种关系，一种效果，一种为了建构某种关系或达到某种效果而选择并运用一切技巧、手段及策略的活动。事实上，广义的修辞已涵括了狭义的修辞。而如果拘囿于狭义的修辞观念视野，丰富多样的技巧及形式因素就难以被纳入进来进行考察。因此，笔者主张用拓展了的广义的修辞概念含纳一切修辞技巧，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这两个层面的修辞，统称为小说修辞。广义的修辞倾向于把小说中的那些明显是为了说服读者、感染读者、征服读者的因素，都看作是作者自觉追求的结果，因此，从这个角度研究小说，不仅可以深入小说的内部，逼近小说的形式本体，而且可以更具体地考察和认识小说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