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批评

世界上不存在完美无缺的人，也不存在无可挑剔的作品。某种程度上讲，一部经典之所以是经典，就在于它经得住邃密的分析和苛刻的评价。而文学批评既意味着对作品价值的奇文共欣赏的肯定，也意味着对其问题的疑义相与析的直面，后一点甚至更为重要，因为，只有通过发现作品中的问题，批评家才帮助人们更全面地认识一部作品。但无论肯定的赞赏，还是否定性的质疑，都必须服从事实的制约，都必须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批评是一种求真的精神现象。它因真诚和真实而存在，因虚伪和虚假而没落。所以，说真话，乃是它必须服从的律令。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却并不容易。首先，批评家要有敏锐的辨识力，要能发现被层层假象遮蔽的问题；其次，要有一股子不肯随顺的“盛气”，要有一点耻感，要把随喜说好话、顺势说假话，当做有伤尊严的失职和堕落；甚至，还要有点牺牲精神，要把被误解、受伤害，看做自己应该承担的义务。文学批评的文风之好坏与境界之高下，从专业能力方面看，决定于批评家是否有成熟的判断力和表达力，从伦理精神方面看，则决定于他的气是否盛、耻感是否强。

很多时候，让一个简单而朴素的真理被所有人认同和接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这个真理如果与文学有关，似乎就更难让它成为一种普遍共识。本来，文学是一种应目会心的艺术，而关于文学的知识，也大都是目击道存的常识，既不神秘，也不深奥，然而，正是这些常识，却常常是言人人殊，异见迭出。例如，什么样的文学，才是真正的文学？什么样的作家，才是优秀的作家？这些问题，似乎并不复杂，似乎很好解答，但实际的情形，却是聚讼纷纷，莫衷一是。

文学是什么？答案有很多。一种后现代主义的阐释是：作为行为，它是一种近乎游戏的“编码”活动，它没有能力、事实上也不可能表现真理，因此，对它不必过于认真；作为结果，它是一个消解了意义深度和雅俗之别、真假之辨、善恶之分的纯粹的符号体系，于是，包含着主体意识和修辞目的的“作品”一词，就必须让位给被定义为“空筐”的“文本”这个术语。这种相对主义的阐释，与其说是对文学本质的深刻揭示，毋宁说是对文学价值的根本否定。

同大师一样，经典也是一个被过度使用甚至随意乱用的概念。从本世纪初开始，夤缘时会，批评界和学术界对“封典”的热情和兴趣激增。某些一丝两气、七颠八倒的作品被封为经典，一些面世不久、未经考验的作品也被供到了经典的神龛里。

文学,尤其是小说,是一个由多种对立因素构成的复杂世界。它既是一个美学现象,又是一个伦理现象;既是无用和无目的的,又是有用和有目的的。关注审美性的人,倾向于视文学为无用、无目的的美学现象;强调伦理性的人,则视文学为具有巨大的道德影响力的精神现象。几乎在任何一个时代,无论在观念形态还是写作行为上,都存在两种对待文学的态度或者说两种理解文学的方式:一种是唯美主义的态度和方法,一种是功利主义的态度和方法。

我现在仍然记得当初读《复活》卷首引语时的惊讶和困惑，就像我仍然能够清楚地回忆起它一开始对春天的令人陶醉的描写。准确地说，令我很长一段时间难以理解的，是《马太福音》里的这样一句话：“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而是到七十个七次。”这是耶稣对彼得的回答。

人们对文学的异化和堕落所表现出的宽容和麻木，常常令我既困惑，又吃惊。尤其是文学批评，像与鼠共舞的懒猫一样，面对作家，除了鼓掌与喝彩，就是保持可耻的沉默，完全丧失了真正的批评应该有的尖锐锋芒、真诚态度、独立精神和批判立场。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看到的，就是这种低眉顺眼、屏声敛气的跪在地上的批评。在我们这里，缺乏健康的批评风气，缺乏成熟的批评意识，缺乏科学的、可靠的批评方法，缺乏负责任的、敢于不看脸色说真话的批评家。这些不足和问题，严重窒碍着中国文学的正常发展，严重影响着健康的文化环境和精神气候的形成。

我无疑是对贾平凹的作品批评得比较多、也比较尖锐的人。这让一些人困惑，让另一些人恼怒。困惑者不解我为何偏偏与贾先生过不去，为何总是不依不饶地与他为难，于是便心生好奇，便揣度行为背后的动机，便猜测动作背后的“策略”。值得庆幸的是，这种揣度和猜测的劳顿，在恼怒者那里，可以不再承受，因为，在他们看来，李建军批评贾平凹的动机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为了“自炒”呗

阿列克谢耶维奇是一个完美接续俄罗斯文学传统的风格鲜明、成就巨大的作家。她将真实和真理当作写作的重要原则，并自觉地使自己的写作成为进入历史内部的写作。她摆脱了个人化写作和形式主义写作的消极模式，关注重要的题材和主题，直面巨大灾难，回答迫切问题，表现出一种巨型人道主义的叙事精神。从写作方式来看，她的写作是一种低调的写作，即通过倾听与记录来获取写作资源，而不是通过随意的想像进行胡编乱造。对于我们时代的文学来讲，她的经验显得尤其重要与宝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