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批评

毕飞宇迄今为止的小说创作，大体上能够以2000年的中篇小说《青衣》为界，分为两个时期。

帕宁的《俄罗斯文学演讲稿》是一部以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四位俄罗斯古典作家为研究对象的著作。此书态度鲜明，信念坚确，风格爽落，很有感染力，也很有影响力，虽历百年而芬犹未沫。作者有很高的文学鉴赏力，在分析作家的性格和风格的时候，每每独具只眼，妙论迭出。但是，他的宗教主义性质的极端价值主义批评，扭曲了他的评价尺度，使他严重贬低普希金的文学成就和文学地位，对其他三位俄罗斯大师的分析和评价，也多有误解和偏颇。因此，有必要重新界定文学上的价值批评，重新认识文学的价值等级，并通过文本细读和材料梳理，重新阐释四位俄国文学大师的精神信仰和风格特点，进而分析帕宁的俄罗斯文学研究所存在的问题，重申价值批评的基本准则。

既然编写文学史是一件不得不做的事，那在“不得不”的前提下，也应该有一些基本的理念，有一些被普遍遵循的原则。

小说写作中的几乎所有问题，最终都不过是一个伦理性的问题。所谓小说伦理，是指小说家在建构自己与生活和权力的关系的时候，在处理自己与人物、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和策略。它涉及四个方面：生活、权力、作者和人物，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作者。作者对待生活、权力和人物的伦理态度，决定了他会写出一部什么样的作品，会塑造出什么样的人物形象。

王骏骥先生在《主张的变化无线索可寻，都可以称之为流氓——鲁迅对流氓性与流氓意识的批判》（见《2002文学评论》，人民文学出版社）等文章中，强调鲁迅对上至统治者，下至阿Q式流民的流氓行为和流氓意识进行了广泛的多层面的揭露和批判，我对此深有同感。王先生文章还对鲁迅作品中的这方面内容展开了具体探讨。受王先生文章启发，我也来谈一点这方面的心得体会。

最近几年中国作家创作的长篇小说，我不同程度地读过的，不算太少。我之所以说“不同程度地读过”，是因为相当一部分没有能够读完。有的读了几十页便读不下去；有的读了三分之一便放下了；有的硬着头皮读到一半，也终于作罢。对这些年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我整体上的评价是不高的。而导致我评价不高的原因，首先是语言方面的。我以为，绝大部分当代长篇小说，都不具有充分的语言魅力。而有相当一部分，则在语言上连及格水平也达不到。使得我不能把一部长篇小说读完的原因，也首先因为语言上没有吸引我读完的力量。一部长篇小说，如果语言是美妙的，是具有很强的文学性的，我就能津津有味地读到最后，哪怕结构有些槽糕，哪怕情节有些荒谬，哪怕思想有些肤浅，都不足以让我未读完而释卷。

陈独秀一八七九年降生，一九四二年辞世，在不算太长的一生中，有五次被捕入狱的经历。从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一日第二次被捕起，此后每一次被捕，都成为大小报章的新闻热点，成为轰动一时的政治事件，也都引起有关各界的高度关注和积极介入。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曾出版《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一书，收录了陈独秀历次被捕后报刊的有关报道社会各界的反应以及陈独秀在狱中的表现等资料，对研究陈独秀颇为有用。

世界上存在多种形态的文学。有玩世的利己的文学，有救世的利他的文学；有与世俯仰的说假话的文学，有追求正义的说真话的文学；有跪着赞美暴政的文学，有站着对抗邪恶的文学。索尔仁尼琴的所有著作，包括他的刚刚在中国出版的《红轮》（第一卷），就属于利他的、说真话的、对抗邪恶的文学。索尔仁尼琴集历史家、思想家、小说家和诗人于一身。他试图通过一种前所未有的文本形式还原历史真相，展示俄罗斯民族心灵上的伤痕，从而最终实现对苦难的揭示和对暴政的抗议。

在当代中国作家中，迟子建属于年轻的老作家。她的写作生涯，屈指算来，垂三十年。她年少成名，笔耕不辍，著述颇丰，不仅小说创作方面成就突出，而且散文写作也自成一家。她是许多趣味倾向不同的读者和批评家都能接受的作家，也是获奖最多的作家，几乎获得了中国大陆所有的重要奖项，而“鲁迅文学奖”更是被她多次“折桂”。

如果要从千百部外国小说里，找出一部对“新时期”以来的小说叙事影响最大的作品，那么，像许多读者一样，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百年孤独》的影响，许多中国小说家的叙事，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