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批评

托洛茨基的文学思想曾极大地影响了“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意识形态、文学批评理念和文学规约模式。文章试图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从知识分子、阶级、传统以及文风和修辞等方面，揭示托洛茨基文学思想的构成，考查其内在的逻辑理路与话语风格，分析其存在的内在分裂和悖论。

批评应侧重伟大人物的不足；若由于偏见连他们的毛病也欣赏，那么不久我们就会步其后尘。那么我们从名家那里得到的启示，或许便是如何将作品写坏了。

肖洛霍夫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俄罗斯小说家，《静静的顿河》是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伟大的小说作品之一。本文从写作原则、人道精神、复杂性与中间性、悲剧性、景物描写的调性与意味等几个方面，分析了作者伟大的人格和成熟的写作经验。

中国当代文学是在苏俄文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几乎所有成就巨大的中国当代现实主义作家，都是在苏俄现实主义文学伟大经验的支持下，创作出自己最有影响的作品。路遥的文学认知能力和文学创造力的提高，他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的确立，其作品的崇高感和理想主义精神的形成，都与苏俄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有关。在接受苏俄文学时，路遥兼取并蓄，既善于从肖洛霍夫、艾特玛托夫、拉斯普京和尤里·纳吉宾等优秀作家的小说里取精用宏，也能从阿·托尔斯泰、柯切托夫等人并不成功的作品里获得启发。正是这种开阔的文学视野和包容的文学态度，帮助路遥克服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意识的狭隘和文学认知的偏颇，克服了那个时代流行的“现代主义幼稚病”，使他成为一流的中国当代现实主义作家，创造出了深沉厚重、广受欢迎的杰作。

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深刻地分析了传统文化的严重缺陷，开启了对处于“不成熟状态”的国民性的反思和批判，确立了在现代文明的基础上“立人”的文化改革路向。随后，由于抗敌图存和革命斗争的需要，“救亡”运动和社会动员改变了“启蒙”的方向，建构了一种新型的文学写作模式和文化建设模式。“新时期”的“寻根文学”叙事，虽然也涉及到了国民性的主题，但却显示了与“五四”一代完全不同的价值态度和文化立场，不仅缺乏分析和批判的自觉，而且还表现出对传统文化和“国民劣根性”的回护甚至欣赏的消极倾向。进入“新世纪”，在多元主义、自我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文化背景下，如何重启“国民性批判”的启蒙性写作，如何选择新的写作路向，已经成为一个迫切而亟待回答的问题。

5月26日，是别林斯基辞世的日子，而2013年，则是他逝世的第165个年头。在这个文学风尚不断变换的时代，别林斯基已然是一个黯淡的名字；在那些趋新求异者的眼里，他的文学批评，也早就过期失效了。但是，在我看来，别林斯基是自己时代文学的引路人，是普希金等大师的知音，是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伟大作品的助产士。他的堪称经典的文学批评，不仅极大地提高了俄罗斯民族的文学创作水准和文学鉴赏力，而且，还对世界文学，尤其是中国的发轫期的现代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对路遥来讲,苦难从来就不是戏言,路遥也不会辜负自己所经历的那些苦难,不会为了名利二字而出卖自己的苦难;因而,苦难既是他自己精神升华的力量之源,也是他展开反讽的激情之源和经验之源——苦难而屈辱的生活经历,赋予他的写作以深沉的苦难意识和切实的批判意识,也赋予他以超越自卑和怨尤的理想主义精神和利他主义情怀。路遥的反讽不是强性反讽,而属于弱性反讽。他的反讽叙事并不那么含混不清,闪烁其词,所以,解读起来也无须大费周章;他固然属于情感外向的抒情型作家,但是,却也有着很强的理性自制力,态度和缓,语调委婉,决不让自己的温情,流于自怨自艾的多愁善感,也不让自己的不平,凝结为坚硬而冰冷的恨世主义。

我经常想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使俄罗斯文学伟大而迷人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是对人道主义精神的执着守护，还是对宗教信仰的坚定捍卫？是对底层小人物的真诚同情，还是对上层社会的无情批判？是对罪恶和苦难的极度敏感，还是对善良和拯救的深切焦虑？是对大自然的诗意描写，还是对人类生活的温情叙述？

“罪与罚”是文学叙事的重要模式。面对罪恶，是掩盖还是正视？面对惩罚，是逃避还是担荷？是以超然甚至鉴赏的态度将犯罪行为诗意化，还是怀着忏悔的心情叙述正义的胜利和精神的复活？不同的取舍体现着文学叙事不同的伦理境界。然而，担荷并不轻松，忏悔也不容易。面对罪恶和惩罚，更为常见的情形，不是担当和忏悔，而是遮掩和回避。

小说是一种与人类的道德感受和伦理体验密切关联的精神现象。当人物处于利害冲突和善恶缠绕的复杂情势下，他便陷入了尖锐的道德冲突，面临着艰难的伦理抉择。不仅如此，作者在叙述人物的道德痛苦和伦理体验的时候，也自然要显示出自己的情感态度——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他都无法使自己的叙述成为没有态度的客观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