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批评

在一次聚会上，一个以研究文学为职志的朋友，颇显兴奋地向大家宣布了他的一个重要发现：好的小说全都要写坏人的；偷情和杀人是小说的基本主题，而坏女人和杀人者则是小说里的主要形象。

俄罗斯作家把文学当作同人的权利与尊严、自由与解放密切相关的事业。他们几乎全都面对着大地和人民，背对着权力和金钱。在他们中间很少有人飞黄腾达。为了全社会的正义事业，他们放弃了舒适的生活，失去了自由和健康，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正像赫尔岑所说的那样：“他们所想的，所关心的，不是自己的社会地位，不是个人利益，不是生活保障；他们的整个生命，他们的一切努力，全部贡献给了没有丝毫个人利益的共同事业；一些人忘记了自己的财富，另一些人忘记了自己的贫穷，为了解决理论上的问题，前进不息。真理、科学、艺术和人道的利益压倒了一切。”

真正的大师？这倒是我最近想得比较多的一个问题。

《英国文学病了》。作者列举了大量事例

19世纪的大师中，契诃夫无疑也是个伟大的人，不同的是，他的伟大具有亲切、家常的性质，具有亲人一般温暖、朴素的气质。在契诃夫身上，你看不到任何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东西。相反，你感受到的，永远是诚恳而谦虚的态度，是忧郁而善良的情思。

我读完了三卷本的汉译《尤利西斯》。正文加注释

2003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了南非作家约翰·库切。又是一个中国读者并不十分熟悉的名字。这也不足为奇。这几年的文学“诺奖”，不是让人觉得陌生，就是令人深感意外。意外引发了解的愿望，陌生则刺激人的好奇心，——这足以制造出令人惊讶的阅读奇观。据《北京晚报》（2003年10月7日）的题为《诺贝尔文学奖“新科状元”库切走红北京书市》的文章报道，“库切的获奖作品《耻》在书市热销，连续两天登上书市畅销书排行榜。许多读者冲着库切和他的作品《耻》的盛名而来，都想在第一时间品读作品的风采”；“库切是南非当代著名小说家，《耻》为作家1999年创作的作品，为他赢得了标志小说创作成就的英国布克奖。库切的作品大都以南非殖民地生活和各种冲突为背景。《耻》这部作品与作家以前的作品相比更为成熟。这部作品通过各种细节描写，揭示了新旧交替时代发生在南非大地上，发生在南非各色人等之间的种种问题，对殖民主义在南非对殖民地人民和殖民者本人及其后代所造成的后果表现出深切的忧思和相当的无奈，而《耻》一书从内容到寓意上都呈现出更为丰富的层次。”

中国文化里，似乎存在着这样一个矛盾现象，那就是，它一方面强调中庸，一方面却又表现出极端的“排中”性，倾向于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先把世界划分成两个相互冲突的部分，然后，在二者之间做出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

在康德的哲学世界，“绝对命令”是一个对于道德的最高标准，是不论何时何地，人人都应当无条件按照的、不计结果的行为原则。康德对自己时代的犬儒主义和相对主义的价值观和哲学思想，特别不满，以为它们缺少对“绝对命令”的敬畏，所以，以前尖利地责备道：“在我们这个时代，某种互相矛盾的原理的缔盟系统极尽虚伪和浅陋之能事，因为它更逢迎那些知足于样样都懂而一孔之见，因此万事通式的读者。”不难想像，那些已经进入“后现代”的人，看到我将“文学责备”与“绝对命令”挂搭在一同会，有多么惊异和不满：什么“绝对命令”？一个这样冷飕飕、硬撅撅的看法，跟文学责备有什么相关？是的，我得认可，在一个推翻“中心”消、解“实质”怀、疑“真谛”的语境里，康德的这个神圣的看法，确实显得有些背时和过气，而我，居然将它与文学责备联系起来，也实在是冥顽不化到了无可救药的程度。

我有时会收到一些素不相识的朋友寄来的文章。有的只是想听听我的意见，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我很感谢他们的信任。有的呢，则是希望我能推荐发表。在后一类中，有一篇批评某著名作家的文章，分析问题很有眼光，也很尖锐，行文却一点不显焦躁、忮刻，担得起“气盛言宜、从容不迫”八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