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批评

凡文皆有气，气各有不同。有清气袭人者，有浊气遍人者；有雅气宜人者，有俗气厌人者；有生气凛凛者，有死气沉沉者；有英气突突兮勃发者，有老气奄奄兮横秋者；有正气浩浩然贯长虹者，有邪气嚣嚣然在尘上者。清气、雅气、生气、英气皆可归之于正气，文必得此正气，而后方能入于人心而行诸远；浊气、俗气、死气、老气皆可归之于邪气，操翰弄墨若竟以邪气为上，以“同俗自媚于众为善”，此虽或可邀一时之誉，或可留千古之名，然所得之誉必为虚誉，所留之名亦必为骂名。

最近十多年，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文学评奖越来越多，制造出的响动，也越来越大。在“娱乐至死”的消费主义时代，这也许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因为，评奖具有令人好奇的悬念感和偶然性，能够产生巨大的新闻效应和娱乐效果，进而左右读者的阅读和图书的销售。不仅如此，事实上，评奖还是一个建构和行使“文化霸权”的行为，因为，通过确立选择的标准和程序，评奖者可以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和趣味倾向，潜在地转化为一种规范性甚至主宰性的力量，从而有效地影响一个社会和一个时期的文学风气。

在爱的精神上，《百合花》与《红楼梦》是相通、相近的。茹志鹃用古典的精神叙述了一个现代的故事，用现代的故事确证了爱的永恒的精义。《百合花》既是一首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是对逝去的温暖岁月的追忆，也是对《红楼梦》的一次遥远的回应。

朋友相邀，盛情难却，我终于还是看了李安的《色·戒》。我说“终于”，是因为，看过《断背山》之后，我对李安的趣味倾向和探索人类心灵生活的能力，都心存怀疑：我不太相信一个过于强调娱乐元素的导演，一个过于迎合市场的消极需要的导演，能拍出什么“伟大”的电影来。

在中国的古典小说中，没有哪部小说像《金瓶梅》这样，既让人欣赏，又让人厌恶；既让人惊叹，又让人惋惜。它无疑是一部天才的小说，但却很难说是一部伟大的作品。

我喜欢读传记。太史公的《史记》、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苏维托尼乌斯的《罗马十二君王传》、包斯威尔的《约翰逊传》、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罗曼·罗兰的《巨人三传》、莫德的《托尔斯泰传》、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和《罗素自传》，都是我特别喜欢的作品。百无聊赖之时，读读传记，辄有躁思顿清、烦襟尽涤之快，感觉与读美妙的小说一样好。传记之产生，源于人类渴望光荣和不朽的精神禀赋和心理需求，但也与人类强化记忆、传递经验的社会需求有关。

从2001年开始，回到西蒋村的陈忠实，心态渐趋沉静，也有了写小说的冲动。在几年的时间里，先后写了9篇短篇小说。2001年5月12日，他完成了《日子》；8月20日，完成了《作家和他的弟弟》；后又写成《一个虚脱症患者的发言片段》。2002年3月8日，完成了《腊月的故事》，7月27日完成《猫与鼠，也缠绵》。2003年2月12日，完成了《关于沙娜》。2005年3月9日，完成了《娃的心娃的胆——三秦人物摹写之一》；2005年5月21日，完成了《一个人的生命体验——三秦人物摹写之二》；2007年5月9日，完成了《李十三推磨》。

很早就想写一篇关于韦君宜的文章，就想通过这种较为庄严的方式向她致敬：抱衰年废病之身，著“述往思来”之书，实在是很了不起，很值得尊敬的。而文章的题目，也是早就有了的；在我看来，借用班固评价司马迁的几句话里的六个字作题目，就可以很恰惬地概括她的反思性写作的文体特点和伦理精神。然而，几次下笔开头，几次搁笔作罢，——这样的情形，在我的写作生涯中，并不多见。推究原由，也许是因为她所写的人和事，大都有一种令人因为“畏恶”和难受而不愿谈论的性质。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拨乱反正的时代，也是一个社会气氛宽舒而活跃的时代。一帮大奸巨憝被“粉碎”了，沉重的压迫性的精神幻象也被打破了。人们体验着从未感受过的自由感和解放感，内心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和对现代性生活的向往。

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以鸦片战争的失败为标志，中国结束了以泱泱大国自居的闭关锁国状态，被迫进入了开放门户、融入世界格局的新阶段。由于国贫民弱，由于文化的落后，中国在军事、经济和外交等方面，屡屡受到西洋和东洋强国的欺凌和羞辱。一些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新知识分子，通过认真的比较和深入的研究，发现中国社会进步滞后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文化和国民性出了问题。于是，他们开启了批判旧文化、旧道德的启蒙运动，希望通过对国民性的现代化改造，即鲁迅所说的“立人”，来建立一个现代性的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