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小说修辞的理论基源及定义
传统小说经验和现代小说修辞理论存在一定的局限，它是古希腊修辞理论和诗学理论的光大和延展，是现代修辞研究复兴的结果。小说修辞是小说家为了控制读者的反应，“说服”读者接受小说中的人物和主要的价值观念，并最终形成作者与读者间心神交契的关系而选择和运用的相应的方法、技巧和策略的活动，作为实践，能显示作者某种意图和效果动机。
内部伦理与外部规约的冲突——以《红豆》为例
现代小说研究，大体上讲，有四个不同的路向：一个是文本为中心的客观主义研究，一个是以作者为中心的修辞研究，一个是以策略和技巧为中心的叙事研究，一个是以读者的阅读反应为内容的阐释学研究。“客观主义”致力于研究作品的结构和肌理等“内部规律”，“修辞研究”试图从作者的角度说明小说本质上是一种针对读者的充满目的性的“说服”行为，“叙事学”的任务是通过对文本的研究来揭示小说的叙事模式，“阐释学”则将焦点集中在对读者解读作品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的考察上。
小说伦理与“去作者化”问题
进入20世纪，自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兴起以来，小说这种“大众化”的艺术，日渐“精英化”和“小众化”，并进入了“怀疑的时代”，而“小说的消亡”成为被经常谈及的话题。从历史的发展来看，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及小说创作有着不可忽略的价值和意义，这表现在对传统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在内容和形式上的超越意向，从而打开了小说创作的新时空。不过，由于现代主义思潮和小说对传统的全盘否定，过于注重形式、技巧，过于悲观绝望，从而带来了其形式主义倾向、强调小说的人物主宰论、凸显读者主体论等弊病。而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去作者化”倾向，这又必然导致小说创作在伦理层面的“去伦理化”趋势，导致作者道德意识的淡化和伦理作用的弱化，造成作者与人物及读者之间伦理关系的断裂，使得20世纪的现代主义小说理论和小说创作存在流于形式而缺乏伦理建构的弊端。鉴于此，我们应纠正“去作者化”的小说理念，克服非道德化、反交流的叙事方式，以便重归和继承伦理现实主义的叙事传统。
体会当代生活的苦恼与问题——赫尔岑及其文学精神和文学批评
赫尔岑是俄罗斯十九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一。他是高尔基所说的“极端人物”，出身宗教家庭，却极端反基督；出身贵族家庭，却极端反沙皇。他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既是理性的，又是感性的；既是现实主义者，又是浪漫主义者；既是社会主义者，又是自由主义者；既是理论上的利己主义者，又是实践上的利他主义者。这样的矛盾和分裂，若放在别人身上，一定会给人极其别扭的印象，但赫尔岑的热情、坦率和真诚，他的强烈的正义感和勇敢的反抗精神，化解了人们的消极反应，甚至赢得了人们的认同和尊敬。
以喜剧的形式表现哲学的内涵——劳马作品研讨会纪要
雷达，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白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教授；张志忠，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阎晶明，中国作家协会办公厅副主任；陈福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建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张清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今，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在“会己”与“异我”之间——孙犁述评
本文从纵向的时间维度，从“会己”和“异我”两个角度，描述了孙犁的阅读从盲从到自觉、从跟风趋时到本乎内心的变化过程，考查了孙犁阅读《史记》的历史，揭示了他对这部巨著的深刻理解和想当然的误读。仔细分析孙犁对《史记》的阅读，既有助于了解他精神轨迹的延展和文学观念的变化，也有助于考察他晚年抑郁不平的复杂心态，并进一步认识作家的趣味倾向、性格特点、写作风格以及他与时代之间的隐秘而复杂的关系。
论布斯小说修辞理论的贡献和意义
布斯的《小说修辞学》的贡献体现在：指出了作者在小说中修辞性介入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解决了讲述和展示的关系问题；对传统小说和现代小说的修辞技巧作了细致的研究；强调道德和伦理的意义，把小说修辞道德化和伦理化；强调了作者与读者进行交流和沟通的意义。布斯的小说理论还有助于人们认识和克服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理论和创作中存在的种种反修辞的消极因素。
二十世纪真正的《战争与和平》——论格罗斯曼的《生存与命运》
格罗斯曼是一个被严重忽视的伟大作家，而他的《生存与命运》则是一部被严重忽视的伟大作品。本文试图通过文本细读，深入阐释格罗斯曼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深入阐释《生存与命运》的主题，揭示它作为经典之作的伟大品质，从而纠正人们对它的意义和价值的低估，以期有助于重新确定其“20世纪真正的《战争与和平》”的经典地位。
一双煮得半熟的靴子?——车尔尼雪夫斯基批判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威望最高的俄罗斯批评家，是维萨里昂·别林斯基，但对中国文学意识形态建构影响最大的，却是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1854年，二十七岁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向彼得堡大学提交了硕士学位论文《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提出了“美即生活”的命题。他的基本观点是：现实高于想象，生活高于艺术；作为最高形态的美，生活使艺术相形见绌，黯然失色。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至上”的观念体系，为“苏联”和中国等国家建构文学秩序提供了“时义大矣哉”的话语资源。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本意是为了克服艺术脱离现实的倾向，进而引导艺术关注生活，并最终借助艺术改变现实。但是，他忽视了艺术的独立性和多重价值，忽视了作家的个性尊严和艺术想象的自由性质，这就必然会弱化艺术超越现实、匡正现实的批判力量，甚至会造成艺术臣服生活、作家臣服现实的严重后果。
黑暗王国的一道精神闪电——论杜勃罗留波夫的文学批评
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是由两个不同的时辰和色调构成的。它是黄昏，也是黎明，是晦暗的，也是明亮的。在政治上，它简直就是令人难挨的漫长冬夜——俄罗斯需要政治改革，也曾进行了政治改革，但是，改革后的俄罗斯社会，就像一个刚醒来又睡去的懒汉一样，重又回到了僵滞的故态里去了，正如别尔嘉耶夫所批评的那样：“俄罗斯是那么滞重，那么懈怠，那么懒惰，那么沉溺于物质，那么苟安于自己的生活，简直无法挪移半点。”①然而，在文化上，它却仿佛春天明丽的早晨，文学、音乐、戏剧、舞蹈、绘画等艺术样式，都充满巨大的创造力，呈现出令人惊叹的繁荣和成就。在政治的黑暗的天幕上，俄罗斯的文学群星，显得尤其灿烂夺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