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批评

我把所谓“做学问“的人，分为两类，一类是能把话写通的人，另一类是话常常不通的人。这种区分的标准，是纯技术性的，与政治观念、政治派别、政治立场，一丁点关系都没有。把话写通不容易。所谓能把话写通，当然不意味着绝对不写不通的话，而是说，在他的笔下，很难找到明显文理不通之语。至于话常常不通的教授、学者，那可是大有人在，有的还俨然权威。蔡翔先生过去的著述我没有十分留意，至于这本专著《革命》，首先在论述语言上就让我大为失望。文理不通的现象相当严重；整段整段的论述语无伦次，也并不少见。文理不通、语无伦次，是我对这本《革命》的第一个看法。下面我会举例说明。

应该说，陈独秀真是很幸运的。上苍给了他以无党无派之身、可以不计任何利害地独立思考与表达的几年时间。如果他当初不是被判处有期徒刑，如果像瞿秋白一样在被捕后便清楚地知道死期将至，不知陈独秀是否也会不顾被误解和被歪曲的可能而写下他的那些“最后的政治意见”。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写，他的这些“最后的政治意见”就必然会被看成是向国民党求饶输诚的“自白书”，就必然使陈独秀的“人格”受到“难堪之诬蔑”。而这样的不幸，就曾落到瞿秋白头上。

在追溯何其芳文学生涯时，一个无法忽视的事实是其文学观念的转变。《预言》和《画梦录》时期的何其芳，是一个文学上的趣味主义者，创作对于他是“制作一些娱悦自己的玩具”。只是在以后，他才变成一个坚定的文学“工具论”者的。在这里，有一点需要强调：何其芳从“玩具论”到“工具论”的转变，并非是在毛泽东的《讲话》之后。其实早在去延安之前，何其芳的文学观念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只不过在《讲话》之后，他的文学工具论变得更明确和理论化了。不是因为去了延安，接受了《讲话》，何其芳的文艺思想才发生突变，而是因为何其芳文艺思想的变化才使得他去了延安，接受了《讲话》。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对何其芳文学道路的探询就会有更开阔的视野。

把残雪与余华联系起来，不知人们是否会错愕。二者尽管有种种差异，但我却能从两人小说中看到一种相同的看待现实人生的眼光。残雪的小说世界如垃圾堆，而余华的小说世界则如屠宰场。垃圾堆与屠宰场总有相似之处，这就是二者都很丑恶肮脏。在残雪所造就的垃圾堆上，人成了在垃圾里翻动拨弄的苍蝇；而在余华造就的屠宰场里，人则既是屠夫又是被屠宰的对象。残雪的小说世界散发着刺鼻的腐臭，而余华的小说世界则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血腥（当我说余华的小说世界是人与人相互残杀的屠宰场时，并不完全是在使用一种比喻的方式。在他的小说《古典爱情》中，就详细地写了在大饥荒的岁月里，人怎样被饭店当做菜人活割出售）。无论是残雪还是余华，写出的都是人性的邪恶、凶残，写出的都是相互敌视、相互残害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对于常人来说，对于那些整日在日常生活的污泥浊水里摸爬滚打、苦苦挣扎的读者来说，余华的小说也许像一堆白日梦呓，或者像一个精神病人的疯言疯语。这些呓语，这些疯话，字字句句都那样清晰、明确，你字字句句都听明白了，可连成一片，你也许并不能懂得它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

这次，关于《巨流河》，我的朋友的眼泪，也同样没有欺骗我。我依然像前次那样被感动了。只是，这样的好书，怎么可以只读节本了事呢？为了得窥全豹，我托一位作家朋友，从香港带回一部完整版的《巨流河》。对照着大陆的删节本，我将这本厚达603页的繁体竖排的书，重又细细读了一遍。

本文试图在开阔的语境中，分析汪曾祺在语言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自觉意识和成熟风格，以及他在古今中外文学经验的“打通”方面，所提供的理念，所取得的成就；本文还建构了一个由强性风格、亚型风格、中性风格和弱性风格等概念构成的阐释框架，并据此揭示了汪曾祺的追求“喜悦”和“诗化”的中性风格的魅力，分析了他的小说理念的偏颇、趣味倾向的单一和叙事方式的局限。希望这种辩证的批评，能对人们反思当代小说的过度“散文化”倾向，能对人们解决由这种“散文化”导致的小说叙事的主观化、碎片化和封闭化等问题，提供一些微末的帮助。

王蒙先生尘封40年的旧作《这边风景》于近期面世，广受文学界、媒体等多方关注。今日审视这部写于数十年前的作品，其文学品质、生命力如何？陈冲与王蒙有着相仿的人生经历和创作实践，他在此文中发表的读后感，描述了他从《这边风景》中看到的“风景”，是耶？非耶？欢迎更多方家参与讨论。———编者

小说是一种特殊性质的修辞术。它利用巧妙的“说服”手段对读者的内心生活发生影响。我曾在博士论文《小说修辞研究》中，给“小说修辞”下过一个定义：“小说修辞是小说家为了控制读者的反应，‘说服’读者接受小说中的人物和主要的价值观念，并最终形成与读者间的心照神交的契合性交流关系而选择和运用相应的方法、技巧和策略的活动。”我给“说服”加了引号，这说明我当时多少有些心存顾忌：害怕别人把自己看做文学观念严重滞后的迂夫子。事实上，这样的忐忑和犹疑，似乎大可不必的，因为，小说的说服力，乃是与小说的生命力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只有具备说服力，一部小说才会贏得读者的喜爱，才会受到人们长久的欢迎。

如果说，陈忠实的小说创作嬗变、演进的轨迹，是通过逐渐摆脱对“当下生活”的盲目随顺，进升到与现实保持一种“历史的超脱”的自觉状态，从而完成了对现实问题的清醒反思、对“民族秘史”的深刻叙述，最终创作出了过渡期（1984—1988）的《四妹子》、《蓝袍先生》、《舔碗》、《轱辘子客》、《窝囊：献给古原的女儿》和成熟期（1988—1992）的《白鹿原》等优秀作品，那么，他的散文创作，则是沿着从自在到自觉，从无我向有我，从粗粝向细腻，从外在向深在的不断跃迁和拓殖，从而最终臻至沉郁高华、撄动人心的成熟境界，写出了一系列寓抒情于叙事的上佳的散文作品。然而，与他的小说作品研究的热闹景象相比，对他的散文创作的研究，简直可以用门可罗雀来形容。事实上，同他的小说创作一样，陈忠实的散文创作也包含着有待分析的问题，也内蕴着值得吸纳的经验，所以，有必要进行认真的阅读和细致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