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批评

关于文学批评，人们可以从国别、民族、时代、地域、方法、立场、学科、性别、年龄等方面，区分出五花八门的类别和流派来。然而，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人从批评家的人格和德性的角度，分析并提领出“直派批评”和“谀派批评”这两个概念。

余易木天资过人，勤奋好学，懂好几种语言，精通法语、德语、英语、俄语，属于当代作家中少见的渊雅博学之士。在思想和人格上，他至少早熟二十年。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当许多作家还糊里糊涂地跟风趋时的时候，他就从那个时代的谵妄和狂热中清醒了过来，就写出了与严格的规约模式格格不入的小说；二十年后，寒冬过后，劫波度尽，他的文学之花终于在难得一遇的文化暖春绽放了，终于在八十年代最好的文学期刊《十月》杂志上结出了果实。他像茫茫雪原上寻找归途的跋涉者，冷静而耐心地辨识前行的方向。在高远的天幕上，他看见了星星的眼泪；在布满仇恨的荆棘丛中，他摘回了爱的花果；在人被降低为“工具”的迷狂里，他发现了人的价值和尊严。

我从盗版影碟上看到这部影片时，第一反应是；这种一厢情愿是典型的精神“自慰”。更不幸的是，没过多久，这种“自慰”的荒唐性就被无情地予以证实。2000年，一个名叫蒂贝兹的美国大兵，当年把原子弹投到广岛的美国飞行员之一，打破保持了55年的沉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轰炸广岛，我从不内疚，也不后悔！”他还毫不含糊地说：“如果还遇到当年一模一样的情景，我还会愿意干的！”

自我感觉，区区就是一个站在文坛边儿上瞧热闹的闲汉。以这种闲汉瞧热闹的眼光看过去，凡是要对“一个时期”的“文学成就”做出整体性“评价”的，都不是文学问题；因为在我看来，文学是“单挑”的，要么就作家说作家，要么就作品论作品，把许许多多好好坏坏各式各样的作家、作品搁一块儿，大锅煮一勺烩，然后煮出或烩出的“整体评价”，不具有文学的意义，只有“形势”的意义。

几年前，在武汉参加“屈原文化节”的时候，有记者问我：“中国作家中谁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的回答是：“应该是个非常差的作家写的非常差的作品获奖。”（2009年10月12日《楚天都市报》）记者在报道文章里说我“语出惊人”。其实，我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要故作惊人之语，而是基于我对某些西方人的“东方学”和“中国想象”的了解。有些西方人感兴趣并且赞赏的，就是中国的某些三流作家所写的“很黄很暴力”的作品，因为，这些作品所叙写的混乱生活，所表现的颓废情调，极大地契合了他们对中国的文化想象和“刻板印象”。至于用真正的汉语表现“中国心情”的佳作，他们反倒没什么兴趣。

我曾在好几个地方说过，莫言的写作，是“西方”的“现代主义”叙事经验影响下的写作，也是最符合西方人的“东方”想象的写作。“诺奖”评委在《授奖辞》中评价莫言的时候，也强调了莫言的写作与“西方”的因缘关系——从拉伯雷到斯威夫特，从马尔克斯和福克纳，他们处处都将莫言纳入他们熟悉的西方文学体系来比较。我们由此可以看见“诺奖”评委们视野的狭窄和评价尺度的单一，也可以看见他们会不自觉地深陷其中的“东方学”思维的误区。

1950年代，台湾文学的主流是反共文学和怀乡文学。前者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宣传，而后者是一种情感、心态的表露，当然，在怀乡的作品中也会有反共的态度和言论，但对故国的念想、往昔岁月的留恋与现实中的“孤岛”境遇融汇在一起，作家诗人们唱出了曲曲恋歌。乡愁不仅是内心愁绪和恋情的抒发，而且它浸透了命运的起伏、漂泊的辛酸、聚散的人生、历史的感叹，“乡愁”是一个出口、聚焦点，把人们积郁在内心中的各种复杂的情感、孤独的心境和盘托出。

​客：刚提到张生，一打岔，就把他给忘了。《小批判集》有一篇评张生《乘灰狗旅行》的文章《你硬着颈项要到几时？》，是我看过的你的文章中下手最狠的一篇。许多朋友也都说你批评得太重了。

公元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卢沟桥事变。8月13日，爆发了“淞沪会战”。我说不好这一仗是怎么打起来的。按我们现在的历史课的说法，它是日本人发动的第二个战略进攻作战战役。既然他们的陆军本部认为三个月可以解决中国问题，采取这种不合常识的打法也不是没有可能。

我以为，对人性阴暗面的揭示，向来是中国作家的拿手好戏。但是，像《深夜的蚕豆声》这样以极为细腻的笔触，事无巨细的文字，将人性的歹恶毫不节制地呈现于读者面前的小说，我还是第一次读到。当年，在《三国演义》里读到刘备吃了人肉，虽然叙述极其隐晦，但还是让我惊悚不已。而雪漠如今却选择了另一种方式，从古人隐晦之处开始了正面展示，令人惊悸也令人咋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