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批评

所谓“打”，也就是以暴力斗争的方式夺取政权。正因为暴力革命往往导致“天下是咱家打的”，他人“有什么资格监督”这种后果，对暴力革命的否定便成为一种有广泛影响的思潮。近年一些人所谓的“告别革命”，也是指对暴力革命的拒绝。对暴力革命的“告别”，也许自有其道理，但若认为暴力革命必然导致恶果，认为所有“打”江山的人都必然想要随心所欲地“坐”江山，却又未免绝对化了。

在《精神的匮乏》一文中，张颐武断定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是对塞尔维亚作家米洛拉德·帕维奇的《哈扎尔词典》的“粗陋的模仿”，“而且是完全照搬《哈扎尔词典》”。此论引起众多人的异议。已有几个人对两部《词典》进行具体的分析、比较，以证明张颐武要么根本没读过或没读懂两部书，要么便是蓄意诬蔑，造谣。在这里，我不想再就两部《词典》说什么话，而只想对张颐武的《精神的匮乏》一文本身，做一点语文意义上的分析。

有人说，现今一些身居大都市的文化人，一些生存于政治文化中心的作家，有一种“贵族化”倾向。我想，这是指这样一种现象：衣不厌“名”（名牌），食不厌精，住不厌华，行呢，则厌于自行车、公交车，也厌于“打的”，而不厌于自备小汽车。还有一些说好不易，说坏也难的“趣味”和“追求”，例如，明明有吊灯、壁灯等各种灯具，偏要都熄了，而“大红蜡烛高高点”，在烛影里“与家人共进晚餐”；明明身居钢筋水泥的高楼，窗外有霓虹灯闪亮，窗下有汽车的长龙，却偏说喜欢做“江湖夜雨”的梦

回来后偶然翻阅一本鲁迅传记，眼光又在周氏兄弟失和那一段上停住。由周作人的叛兄殴兄，想到他后来的背叛民族，卖身事寇，进而又联想到顾城，想到顾城的田园理想，人生追求，想到他终于杀妻和自杀。（这个“童话诗人”的杀人和自杀，都多么缺乏童话色彩，多么没有诗意！）我感到，在周作人和顾城身上，有着某种一脉相承的东西。而认识这种东西，认清这种东西，对于今天谈论人文精神的失落和重建，十分关键。

南京大学西语系的许钧兄，是卓有成就的法国文学翻译家，同时又致力于翻译理论的研究。平时相遇，他总会与我谈谈翻译问题。而我也每每放言高论，无所顾忌。不想前不久，许钧兄来电话，说是受出版社之约，找一些人各写一篇谈翻译的文章，然后集成一本书，而他竟命我也写一篇，并说就是要找几个翻译界外的人来谈谈翻译。那意思像是在说，如果清一色地是翻译行家在谈翻译，会显得单调，有几个门外汉的声音，也是一种点缀。为成人之美，于是，我便硬着头皮，应承下来。

我喜欢俄罗斯文学。第一流的俄国文学作品，凡能读进去的，我基本上都读了。一个不懂俄语的人，能用自己的母语，毫无窒碍地阅读俄国大师的作品，这得归功于那些翻译家。在我国的文学翻译家中，俄文翻译家贡献大，水平也高。如草婴、汝龙、满涛、戈宝权、刘辽逸、力冈等，都是第一流的俄语文学的翻译家。他们的译文，“信”、“达”与否，不敢妄断，但从汉语的角度看，清通流丽，风神秀逸——一个“雅”字，还是当之无愧的。

我上高中的时候就读蒋先生的作品。他的通脱、明快、朴实的叙事风格，深刻地影响了一个年轻读者的文学趣味；他的作品所包含的充满激情的乐观态度和进取精神，以及人物的不愿循规蹈矩的个性和敢于挑战的姿态，也极大地影响了一个文学青年的内心生活。他在我们那一代遍及各行各业的文学爱好者心中的地位，一点也不比“八零后”作家在他们的粉丝眼中的位置低；他的作品所产生的影响力，则是“尿不湿一代”永远无法想象的——要知道，在那个百废待兴、思想解放的时代，文学不仅负载着许多青年的美好梦想，而且还起着为生活导夫先路的作用。

当年，张爱玲红极一时之时，傅雷先生曾化名迅雨在柯灵先生主持的《万象》杂志上发表过一篇《论张爱玲的小说》的长文。如今，吹捧张爱玲的人，还习惯于抬出傅雷来为张爱玲张目，有意无意地把傅雷也打扮成一个“张迷”。傅雷先生的艺术鉴赏力和学风文品，深受称颂和敬佩。而既然连傅雷都充分肯定张爱玲，那张爱玲的艺术追求和艺术成就还能够怀疑吗？——但其实，这是对傅雷先生文章的极大歪曲，甚至可以说是往傅雷先生脸上抹黑。狷介耿直的傅雷先生，地下有知，一定会暴跳如雷的。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农民起义”，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农民起义”都是很伟大的，都是历史进步的动力。至于那些领袖人物，则个个都是大英雄大豪杰，都是一心一意为人民谋幸福的。最早令我对“农民起义”发生怀疑的，是鲁迅。鲁迅向来主张反抗压迫、以恶抗恶。他对中国的历代统治者固然向无好言，但在谈及历史上的所谓“农民起义”时，却也从无褒词，例如，说到张献忠的祸蜀，每每有按捺不住的憎恶。

在那篇缠绵悱恻的《红豆》里，由于形格势禁，为了适应“新时代”的不容冒犯的“阶级斗争”律令，作者对齐虹的道德状况和爱情体验，做了不够公正地的评价和不合情理叙述，不得不简单化地写齐虹的自私和“凶恶”——“在那执拗的江玫面前，他不只一次想，若真能把她包扎起来带走该多好！他脸上的神色愈来愈焦愁，紧张，眼神透露着一种凶恶。这些都常在黑夜里震荡着江玫的梦。”甚至，不得不简单化地写江玫的“进步”和道德完善：“江玫果然没有后悔。那时称她革命家是一种讽刺，这时她已经真的成长为一个好的党的工作者了。”然而，“雪还在下着。江玫手里握着的红豆已经被泪水滴湿了”——是的，爱情的火焰可以被时代的狂风熄灭，但内心深处的记忆却很难被抹煞，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令人追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