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批评

这里的聪明，是指一种做人之道，一种生存策略，一种活命智慧，一种处世技术，是指“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是指一种形而下的立身手段。在这些方面，中国当代的一些作家，一些有大名的文人，真可谓已臻于炉火纯青的至境，已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语云：“识时务者为俊杰。”中国当代文坛上，颇不乏这类极善于识时务的俊杰。这些人，为人为文，都那样善于把握分寸；一举手一投足，都那样恰到好处。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前进，什么时候应后退；什么时候该发言，什么时候应沉默。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说话应多加谨慎，什么时候说话不妨稍加放肆。他们知道什么时候既应说话又应顾左右而言他，什么时候既应说话又应单刀直入，痛快淋漓。他们知道怎样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收获，怎样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报偿。这些人的立身处世，借用《庄子》里的话，真可谓是“进退一成规一成矩，从容一若龙一若虎”。于是，这些聪明的人，以他们惊人的聪明，为自己赢得了人生的大成功。

《过于聪明⋯⋯》一文，在《文艺争鸣》1994年第6期刊载后，引起了不大不小的所谓反响。不少人说好，也有些人恼怒异常，这是我始料未及的。但我当然为此而高兴。恼怒异常么，这或许在某种意义上正可理解为“骂”到了痛处。某种人，某种一向很“得体”者，一向长袖善舞者，一向鼓吹“宽容”和“幽默”者，在一个“文学青年”的几句“骂”面前，便“露马脚”了，“得体”和“宽容”的面具都撕去了，所谓的“幽默”也全不见踪影，只剩下泼皮式的谩骂，终于让世人看到了他的真面目。要说“贡献”么，我想这便可算作我作为一个“文学青年”对“当前和今后的文艺建设”所做的“一点”。

把杂文与相声扯到一起，实在因为两者有着某种相似性。相声之不景气，已非一日。现在，人们又在哀叹杂文的疲软。而这两者的命运之不济，有着相同的原因。

冯雪峰在《回忆鲁迅》中说，鲁迅晚年有一个以“四代知识分子”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计划。所谓“四代知识分子”，第一代是章太炎那一辈，当然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康梁虽是师生，且年龄差距颇大，但在精神代际上应属于同一辈）；第二代是鲁迅自己这一辈；第三代和第四代则是瞿秋白那一辈和比瞿秋白稍后的一辈。鲁迅说：“关于知识分子，我是能够写的。而且关于前两代，我不写，将来也没有人能写了。”鲁迅甚至把结构、叙述方式和具体的方面都考虑好了。当然，鲁迅没能完成这一计划。如果这部长篇小说真的完成了，章太炎的形象（或者说以章太炎为原型的形象）肯定是很光彩的，康有为的形象（或者说以康为为原型的形象）则无疑是丑陋的，这理由很明显，毋庸赘言。那么，梁启超呢？从鲁迅生前关于梁启超的谈论、评说，可推断在这部长篇小说中，梁启超的形象也决不会很美好，甚至可以说，一定是猥琐、滑稽的，一定多少带几分小丑模样。

2009年2月15日，村上春树在耶路撒冷文学奖——该奖每两年颁发一次，表彰对人类自由、社会公平、政治民主做出贡献的作家——的授奖仪式上，发表了题为《永远站在鸡蛋一边》的演讲辞。在这篇不同凡响的演讲中，他不仅阐释了小说家面对权力和暴力应该具有的道德勇气，应该承担的道义责任，而且还当着以色列总统佩雷斯和三百多听众的面，公开批评了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表达了对巴勒斯坦的无辜受害者的同情态度。无论对缺乏力量的中国当代文学，还是复杂形势下的世界文学，他的态度决绝的文学宣言，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他的演讲发表后，被许多国际媒体竞相转载，在文学界和知识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作为铁血歌手的魏巍，把自己献给了一个时代，但作为柔情诗人的魏巍，却赋予了自己的文字更普遍的影响力。我尊重雄强刚健的魏巍，但更喜欢摧刚为柔的魏巍，因为，上善若水，柔情似水的文字，比坚硬如铁的文字，更容易进人人的内心，因而，更具有更持久的生命力。

最近几年，有一句话非常流行，成了许多人给自己提气鼓劲的口头禅，道是：“态度决定一切”。我疑心发明这口号的人，不是涉世未深的年轻人，便是诸事顺遂的幸运儿。他不知道，如果客观条件不成熟，纵然有“积极的态度”，也是什么事情都办不成的。而“态度”一旦摆脱理性的制约，一旦失去智慧的引导，便很容易沦为盲目的热情和疯狂的冲动，甚至会带来可怕的灾难和严重的后果。这种把“态度”强调到极端的唯意志论者所带来的灾难，我们经见得还少吗？

然而，季羡林先生终到了仍然只是一个“学者”。因为，知识分子是具有另外一种精神气质的人，必须按照另外一种方式生活和言说。富里迪在《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中说：“知识分子可以被视为启蒙传统的化身，始终追求代表全人类的立场”；“有着普适信念的知识分子常常质疑流行的习俗和假定，引起不安，因此他们常被视为不爱国的、世界主义的局外人”。

人类学家杰雷·高雷在他那部独辟蹊径的著作《死亡、忧愁和哀伤》中说：最令人悲痛和持久的忧伤，是母亲或父亲对成年孩子死亡的忧伤。马克·吐温就曾体验过这种悲痛和忧伤。他的名叫苏茜的女儿，二十四岁那年，猝然早逝。女儿的死让马克·吐温痛不欲生。在自传中，他这样说道：“一个人在毫无准备时得知这样的晴天霹雳般的消息而竟能活下来，这真是生命力的奇迹。”

此书所录文章，多为近年新作；各篇论题虽异，察其大归则同，即多多少少都关涉着这样一些总的问题：面对沉重的历史和复杂的现实，作家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写作态度和精神立场？处于文化转型和价值重建的艰难时期，文学应该承担什么样的启蒙责任和文化使命？如此刺刺不休地谈论一些如此“非文学”的问题，实在该为信奉“纯文学”的“学院派”大雅君子掩口胡卢而笑的，不过，有此一笑，似乎也并非坏事，因为，老子在《道德经》中早就说过的：“不笑，不足以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