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批评

1836年、1837年在巴尔扎克一生中是关系紧张、灾难重重的两年。倘若巴尔扎克的生活中有什么东西是可以用正常的尺寸来计算的话，1838年应是终于可以带来转折的一年。夏天，维斯孔蒂伯爵夫人还清了巴尔扎克紧迫的债务，《赛查·皮罗托盛衰记》仅仅花了两个月时间就已完成，给巴尔扎克带来迄今为止最高的稿酬，两万法郎，在一个金钱价值要高得多，而且无需缴税的时代，这简直可说是笔巨款。报纸转载，全是现金支付。巴尔扎克的行情高涨。凭他无可比拟的写作能力和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材料储备，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每年挣上七万到十万法郎。在两年之内他就可以生活得舒舒服服，用不着以拼命的速度工作，就能把债务还清。他的小说收益逐年增长，大型的全集版已在准备。他在文坛已经享誉全欧，现在正好把他那过于忙碌的生活进行整顿，从来没有比现在机会更好。

常年无限制地滥用提神的黑咖啡，激起胃部痉挛。是不是该适可而止，像别人一样地生活，休息、享受，而不是这样不顾死活地创作，不断创作，老是呕心沥血地写作，永远挖空心思地创作，而其他人呢，那些幸福生活的人无忧无虑地接受生活的赐予，生活的馈赠？谁曾感谢过他这样疯狂地自我牺牲，这样狂热地放弃享受，除了那位逝去的恋人？谁把这项工作交给他？这项工作带来一点荣誉，甚至许多荣誉，但是也带来多少仇恨，多少妒忌，多少令人厌恶的事情！但是有一点，没有带给他最重要、最本质、最渴求的东西：自由、独立。身负十万法郎的债务，他在七年前重新开始，一个顶十，一个顶二十地工作，剥夺了自己的睡眠，耗尽了自己的精力。他写了三十部长篇小说，现在这负担消除了吗？没有，负担甚至加了一倍。他每天又都得为报纸、为出版商卖命，登上旋转楼梯，爬到六层楼去找高利贷者，像个小偷似地在法院执行者面前哆嗦不止。干吗写作，干吗这样写作，既然写作并不能得到自由？活到第三十七个年头，活到这转折之年，巴尔扎克才认识到，他活的方法不对。因为他享受太少，整个人生都出卖给了写作，而写作并没有实现他热切期盼的愿望。

1836年，是他最艰难的灾难之年，因而在巴尔扎克的生活中也是日晒最为强烈、风暴最为疯狂的一年，是奢侈和情色的特殊丰收年。把他写给德·韩斯卡的一系列书信所传达的自传性的图画和他真正的传记两相比较，不得不对他放肆大胆地，根本不顾可信与否，兴致勃勃地把事实神秘化，干脆抹去事实的这种劲头赞佩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于是他向他那幸而远在维尔肖夫尼亚的“挚爱之妻”报告，为了退回到最深沉的孤寂之中，他在卡西尼大街的住宅之外，又租了一间“斗室”。在那里，连最亲近的朋友也不会发现他。白天黑夜他都在孤寂之中度过；一个长满灰发的老僧疲惫不堪，一间“僧舍，谁也不能进去，甚至连我的家人也不能进去”。

在大自然中，有时候两三阵风暴来自不同方向，在一个地方相遇，然后以十倍的强力倾泻下来。当巴尔扎克乘坐他那过于昂贵的豪华马车，带着一个挂着金银丝绦的仆人，从维也纳返回巴黎的时候，灾祸连连向巴尔扎克劈头盖脑地击来。现在得以无数忧虑，来补偿先前的无忧无虑。每次巴尔扎克中断工作，总有灾难降临，就像一个锯断了脚上铁链，试图逃亡的囚徒，为了一个月的自由，被罚以戴上枷锁再关一年。

巴尔扎克精神焕发，情绪高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精力充沛地回到巴黎。对于曾经遭受的失败，他已经进行了报复。作为男人，他第一次面对一个认真反抗的女人，坚持了自己的主见。他的勇气，他的力气，从来也没有像此时此刻这么强大。他第一次看到他有可能把还一直不太稳定的，经常为狂风暴雨、各种灾祸威胁的生活好好整理一下。他的天性具有生机勃勃的气质，他的生活必然会成为一道“湍急奔腾的洪流”，一生动荡不宁。但是这种泡沫飞溅、奔腾咆哮、浪花飞舞的急流至少得到了一个明确的目标和清楚的方向。从此刻起，巴尔扎克有了一个确切的生活计划。他将不惜无情地对抗自己，毫无顾忌地践踏自己的健康和舒适，以他自己特有的狂暴干劲来执行这个计划，他要在十年之内完成《人间喜剧》他那世纪最为大胆的著作，在正常情况下，这部巨著将要求十个人以毕生的精力才能完成。他要征服这个女人，使之成为他的妻子。这个女人会平息他的情欲，通过她显贵的出身，满足他社交上的虚荣心。通过这个女人的千百万家产，使他不再依赖出版商、报纸和迫使他写作的强制压力，这些压力越来越多，无法忍受。

不仅在外观上，在数量上，巴尔扎克试图在这几个月里超越自己，而且在艺术上，在道德上也是如此。在和德·韩斯卡夫人的谈话中，从夫人的书信里，巴尔扎克发现夫人对《婚姻生理学》这种轻佻放荡的作品有些不大舒服。巴尔扎克是把自己当作纯洁浪漫的情人展现在夫人面前，而夫人却会根据刚刚出版的《都兰趣话》来评判他。这个想法实在有些使巴尔扎克感到难堪。他要证明，他也拥有宏伟和高尚的感情，充满人道和宗教的思想。他的《乡村医生》，是部严肃的作品，对于他迄今为止的读者来说，要求过高。这部作品应该证明，其它那些玩意儿，只是在他心情松快的情况下信笔写出的。他真正的力气完全属于一种真正的理想。与此同时，巴尔扎克完成了《欧也妮·葛朗台》，他那些亘古长存的杰作之一。这样他就为他的性格、他的艺术创作力和他人性的价值，提供了两份毋庸置疑的证明。

在外部生活上放松缓解，为了鼓起一切力量集中到作品上面。在现实世界中生活得平易简单，为了能够平静无忧地生活在自己创造的生活之中。为了完成他的任务，巴尔扎克旧日的愿望归终也必须实现：“一个女人和一笔财产”。

巴尔扎克以《舒昂党人》《妇女生理学》《驴皮记》和其他多愁善感的圣·日耳曼区的小说取得最初的成功之后，知道他自己已是一个强国，甚至是个超级强国。巴尔扎克认识到自己的实际情况，使他自己也深感意外的是，他认识到，文学竟是他真正的天才所在。他用自己的笔可以征服世界，犹如拿破仑以他的剑征服世界一样。倘若写作仅仅旨在取得成功，仅仅志在于此——就像有时读他的书信得到的印象那样——仅仅志在牟取金钱，牟取几十万、几百万法郎，那他只消继续用读者喜闻乐见的食品去喂饱他们好了。世界各国的妇女都忠于巴尔扎克，他满可以成为沙龙的男主角，失意失望的妇女们的偶像，失偶独居的女人们的宠儿，那些要求不高的同行大仲马和欧仁·苏的成功的竞争对手。可是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也就在巴尔扎克心里点燃了更为崇高的勃勃雄心；有些读者只渴求粗野的紧张情节和温柔的感伤场景，他冒着丧失这些读者的危险，恰好在这几年大胆地逐渐远离他们。巴尔扎克自己也对他天才的巨大张力感到惊讶，他想认识自己的极限；他想知道，他有多大能力。他自己在创作中总是惊讶地感到，他的尺度扩张到什么地步，他的尺度竟包括了整整一个世界。

应该承认，文化民族主义不自今日始，至少可以追溯到孔子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但在今天讨论文化民族主义，较好的切入口也许是明末清初顾、黄、王三大儒痛定思痛的那场文化反思。这不仅因为先秦“夷夏之辨”从零散的伦理言说发展到明清之际，终于获得完整的理论表述；也不仅因为此后文化民族主义也出现过几次高潮，但无论是理性触及的深度，还是感性诉诸社会动员的力度，都没有超过这一年代；还因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藉这一理论发生了最具爆发力的突破，而恰恰是在这场思想突破中，孕育了我们今日讨论的消极因素。

就像一个孩子，不听大人百般警告，到处乱跑乱疯，碰到一块石头，跌了一跤，跌得皮开肉绽，满面羞惭地逃进母亲的怀抱。巴尔扎克从日内瓦回来，不去巴黎，直奔内姆尔投奔德·贝尔尼夫人。这次回来既表示忏悔，同时也意味着终结。巴尔扎克一直只是出于虚荣心渴望得到的女人，却精于算计或者由于冷漠，拒绝了他。他便从这个女人这里逃回到另一个女人身边。德·贝尔尼夫人，她为巴尔扎克牺牲了一切，献出了一切，献出了她的爱，她的忠告，把他置于万物之上，高于她的丈夫，她的孩子，高于公开的名誉。巴尔扎克从来也没有比现在更清楚地意识到，她，他的初恋，曾经对他意味着什么，在他心里占有什么位置。此刻她仅仅是他的母亲般的女友；他从来也没有这样强烈地感觉到，他有多少事情全都亏得有她，他亏欠她太多。为了郑重其事地表示这份感激之情，他把他一辈子始终认为是他作品中最喜欢的一本书《路易·朗贝尔》献给夫人，在这本书的扉页题上这样一句献辞：“献给我现在的恋人和永久的恋人”。